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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壁 沉 思 录
《复活》的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可视为托尔斯泰的精神化身。这位上层社会 的贵族，他的灵魂是什么时候开始复活的？托尔斯泰告诉我们：是在一个被他 损害的妓女面前跪下的瞬间开始复活的。在跪下的一刹那，他突破虚伪的面具 ，人性从沉睡中觉醒，良知重新回到他的生命之中。他在瞬间中体认了自己的 罪，并知道自我拯救并非抽象，拯救道路的起点非常具体，起点就在一个被他 所伤害和被社会所唾弃的小女子脚下。沦落风尘的女子，此时就是他的灵魂的 审判者和拯救者，他要听从她的呼唤。
逍遥游，如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高度自由的状态，也正是灵魂云游 的状态。这种状态只属于孤独者。孤独者的灵魂与大自然、大宇宙直接相连， 中间没有“隔”。名利场中人，不可能拥有这种状态，他们和大自然之间的障 碍太多。中间物有概念、主义、冠冕、权力、物色等等。诗人比非诗人强一点 的，是他们能作灵魂的云游。诗人并非生活在空中，而是生活在内在生命的大 云层里。生命的深处与宇宙的深处相通，那里也是大鹏纵横万里的好地方。
《山海经》记录了远古中国人的灵魂状态，它是混沌的，质朴的，天真的 ，就像未被砍伐过的大森林，没有后来的刻意种植与排列。这个时代的灵魂， 由女娲、精卫、夸父等作为象征，虽然没有古希腊英雄的潇洒，但有巨大的精 神力度。补天之力，填海之力，追日之力，射日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力量。 《山海经》之美，是力的美，是“不自量力”的拚命硬干的英雄美。《山海经 》时代的中国人的灵魂状态，与委靡不振的状态正好相反，是物质需求最少、 精神却最强大的状态。
从伦敦出发，驱车六个小时，来到莎士比亚的故居。这是我一生中最神圣 的旅行。在故居的阁楼上，我排了长队，然后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一个东 方崇拜者的名字。这个小阁楼产生的天才，开辟了我的人生形式，赋予我一个 全新的开始。文学的初恋，文学的信仰，对文学的如痴如醉如癫如狂，就从这 个天才的名字与戏剧开始。时间开始了，文学开始了，从此心灵压倒一切，从 此人性压倒一切，从此生命大门敞开着去迎接人类最美的气息。签字时，我觉 得自己的手和身体都是热的，从这个房子诞生的伟大灵魂，每天都在帮助我和 太阳一起从黑暗的压迫中升起。此时，充斥内心的感激的话化成一句：我多么 愿意用鲜血换取你伟大人生的一个瞬间。
“五·四”知识人审判了父辈文化，宣布其“吃人”大罪，判处了父亲的 死刑，但还留下了“大地母亲”，这就是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启蒙家们唤醒 了母亲，并从母亲的怀抱中得到力量，补充了“丧父”的虚空。拥抱工农，知 识分子真的走出了一条路。但今天时代转入以财富为中心，大地母亲被推向边 缘，知识分子又面临“丧母”的危机。聪明的知识人早已把富豪和权势者认作 “衣食父母”，顾不得其他。唯有孤独的思想者还在缅怀天空与大地，并为此 彷徨。
如果没有被放逐，就没有屈原；如果不当“逋客”，就没有杜甫；如果没 有告别宫廷，就没有李白；如果不被流放到南方的天涯海角，就没有如此丰富 的苏东坡。在俄国，如果没有到西伯利亚当过囚徒，恐怕就没有陀思妥耶夫斯 基；如果没有从俄国流亡到美国，就没有纳博可夫的《洛丽塔》；更有趣的是 ，托尔斯泰本在庄园里活得好好的，临终前还自我放逐。作家和诗人在本质上 都是流浪汉。即使没有身躯的流浪，也会有心灵的流浪。庄子作逍遥游，便是 灵魂的大流浪。作家和诗人的生命本质不是固定点，流浪下去，寻找下去，苍 穹又一次对我呼唤。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有杀父意识，但它蔑视的父亲 不是天上的大父亲（神），而是地上的小父亲（沙皇），对“天父”还是始终 心存敬意。俄罗斯的灵魂，几经洗劫，至今仍然不死，就因为还有这一层敬畏 。我国“五·四”文化革命，也有杀父意识，可是，谋杀的父亲不仅是父辈文 化，还有“反科学”的“天父”宗教文化，于是，中国知识人便从此没有地上 之父也没有天上之父，既没有传统道德的支撑，也没有宗教情操，是十足的孤 儿。
老子说：“大制不割”。什么是大制？宇宙是大制，地球是大制，这是众 所周知的。但婴儿是大制，却常常被忘记。孩子一降生就是天然大制，这是自 然形成的生命整体，与天地形成之初的状态一样混沌圆融。后来人掌握了知识 ，头脑生长了，但生命却蒙上各种尘土，而且覆盖层太厚。生存压力下，生命 变形，变质，变态，变成机器，变成技术，变成商品，变成工具，变成傀儡， 变成传声筒，变成枪手，变成奴才，变成老狐狸，变成僵尸，变成碎片。碎片 是混乱的多元。此时，人要自救，有一条大道，就是返回生命的原点。婴儿就 是原点，婴儿就是一元的生命，婴儿就是不割不分裂的宇宙大作品。
慧能把佛教从繁琐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尤其是从唯识宗那种玄奥的教条中 解放出来。他首先拯救了中国佛教，但是，他不仅拯救了佛教，而且拯救了知 识分子。慧能给知识分子一个启示，原创的思想不是从教条中去获得，而应从 自身的生命中去开掘。阅读生命比阅读书本重要，开掘生命比开掘典籍重要。 包括知识者在内的所有的人，要得到自由，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生命状态。慧能 不识字，但他却是人的生命的伟大读者。他从生命阅读中所悟到的自救真理与 《圣经》一样重要。
佛教和基督教都讲慈悲、讲宽容，但有所不同。佛教说：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认为人一旦觉悟，就可成道，至于成佛成道之前曾用屠刀杀过人是不必计 较的。而基督教则认为，成道之前的一切过错固然可以宽恕，但对曾用屠刀杀 过人的过去是必须记住的，必须有所忏悔的。这种忏悔是内心的呼声，是灵魂 的诉求。手放下屠刀还不够，还必须心放下屠刀。放下后还要有心的洗礼。污 浊的血迹沾染过的手，水洗不掉，须有心灵的液汁才能去掉。他们不承认放下 屠刀之后便可万事大吉。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比以往若干世纪的哲学家更喜欢谈论意志，尼采的积极 意志（权力意志）与叔本华的消极意志（悲剧意志）都影响深远。而中国的古 代哲学家老子、庄子最不喜欢的就是意志。他们讲“自然”，自然乃是对意志 的消解。任何刻意的东西都是他们憎恶的。几年前去世的赫赫有名的思想家比 赛亚·柏林，不知道是否读过老庄的书，但他对激进革命论的批判，使用的也 是意志与自然对立的思想，在他看来，激进主义运动正是意志的过份膨胀，从 而搅乱了生命自然。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政治运动，都是意志对自然的毁灭。
释迦牟尼可以说是救主，也可以说是伟大禅师。他以其大心灵感悟天地人 间，确实悟透了一些生死之谜。中国的禅宗，特别是六祖慧能则把禅推向极致 ，让释迦牟尼在中国开花。如果硬把禅拉到知识层面上说，它宣扬的是心性本 体论和空无本体论，反对的是语言本体论。二十世纪的语言学把语言视为本体 ，排斥了心性。其实心性才是人的根本，宇宙的根本。佛教的唯识宗，其缺点 也是太重视语言，太重视经书，不能启发人们的心性，因此，它终于在民间丧 失影响力。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也有唯识宗过于繁琐的缺点，因此，在社会 中几乎没有影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精彩、最有思想的文学，是西方的荒诞派文学， 其中又以贝克特（Samuel Beckett）、尤奈斯库（Eugene Ionesco）、加缪 （Albert Camus）最为杰出。读了他们的作品，其凝聚着荒诞哲学的意象便永 远难忘。想起贝克特，就想起他的戈多；想起尤奈斯库，就想起他的犀牛。所 有的人都变成疯狂的犀牛，倘若你不变成犀牛就没法活。当年鲁迅也说过，所 有的猴子都在地上爬，倘若有一只猴子先站立起来，这只猴子就要被其他猴子 群起而攻之。中国的牛棚时代，牛棚内全是被阉割了的驯服的黄牛，牛棚外全 是疯狂的犀牛。倘若有人拒绝当犀牛或老黄牛，就会被视为反动派和怪物而被 咬死。
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第一圣人，应是奥地利的卡夫卡。可是他生前没没无 闻，只是一个小职员。他的名著《变形记》中的著名意象甲虫，正是他的生存 状态。圣者与甲虫，并不矛盾：真的圣人并不都是孔夫子那样的人，让人膜拜 。更不会像假圣人那样爱端起超凡的架子。真的圣人默默承受人类的丑陋和人 类的耻辱。变成甲虫的人，恰恰是最善良、最清醒的人，又恰恰是被社会所耻 笑的人。甲壳之上背负着的正是人类的耻辱。正如耶稣背负着的是沉重的十字 架。
多次阅读歌德的两部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最终才 发觉，自己更喜欢前者。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知道《浮士德》份量更重，但作 为一个人，我却感到《少年维特之烦恼》更真纯，更贴近我的生命。从自身的 体验又可推知，《浮士德》似乎是歌德用大脑写出来的，整部长诗是个伟大的 理念的故事；而《少年维特之烦恼》则处处散发生命气息。难怪拿破仑在疆场 上携带的是这部情爱小说。
所谓历史，首先是精神价值创造的历史。所有谈论世界史的人，都以古希 腊作为开篇。希腊创造了工具，创造了日常生活秩序，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战争 ，然而，经过历史的筛选与沉淀，它留给人类的历史成果，却不是那时的锅碗 瓢盆和刀枪箭矢，而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是雅典的民主 制度，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俄底浦斯王》等一些和星 斗一样永恒的大悲剧。人类最伟大的功夫，是它的精神内功。人类的历史性骄 傲，是物性文明建构的骄傲，更是人性文化建构的骄傲。
赵复三先生所译的《欧洲思想史》里说：“欧洲的高级文化是一种孤岛文 化，它只是先在修道院，后来在学院、在城市中靠几百个家族支撑固守的辉煌 骨董。”与欧洲相比，中国现代的高级文化更是孤岛文化，但生存比欧洲更艰 辛。欧洲还有“修道院”、“学院”这种孤岛，中国则连这种孤岛都被政治浪 潮与市场浪潮所荡平。一百年来，高级文化的孤岛只有个人，只有少数未被浪 潮卷走的独立不移的活人。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就是中国孤岛文化的载 体与主体。“中国现代文化史”其实没有史，只有点，只有孤岛文化的几个支 撑点。
中国的许多大圣贤并不著书立说，所以我们至今不知道唐尧、虞舜说了些 什么话，也不知道伯夷、叔齐们有什么至理名言（只有《采薇歌》和《史记》 中记载的片言只语），他们被视为圣贤，是靠他们的行为语言。伟大而高尚的 行为写在历史的天空与人的心碑上，和文字经典一样不朽。堪称美国圣贤的华 盛顿，也没有什么著作，但他的行为语言（如不当皇帝，不当终身总统等）却 永远铭刻在大历史的碑石上。行为往往大于文字。中国的禅宗领袖慧能不立文 字，但他的拒绝偶像、拒绝树碑立庙、拒绝衣钵传世等行为语言却是引导我们 走出黑暗洞穴的自由真理。
周武王打倒殷商王朝之后没有血洗宫廷，没有牵连皇亲国戚臣子，甚至还 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一方诸侯（武庚后来谋反应自己负责）。伯夷、叔齐认定 周武王违反王权更替的游戏规则，拒绝支持他的胜利，他也不计较。武王似乎 意识到使用暴力并非上策，于是胜利后很快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还去拜访 纣王的叔子、当时的大贤箕子，向他请教，这才有《尚书》中的“洪范九畴” 。这个时代没有牵连株连此类灭绝人性之举。中国人愈来愈聪明、愈有知识之 后，才有“诛三族”、“灭九族”这些血腥游戏。说历史愈来愈“进步”，从 工具工艺层面说是对的，但从人心人性层面上说，则大可质疑。
都说现实是真，梦是假，我却在梦中感到生命的真实和现实的虚假。我的 天真、我的向往和整个未被概念瓜分的生命都保存在梦中。梦中没有虚礼，没 有客套，更没有灰色的语言，连声音都没有。梦里的我，常常是个哑巴，只用 眼睛的光亮诉说一切。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保存着人类最纯真的爱恋 与追求，最纯真的误解与欢乐。少年时以为莎士比亚的戏是虚构的，以为教条 所描述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实在的，如今倒转了过来，知道假的东西全在梦 境外的权力世界与繁华地表上。
屈原是伟大诗人，伯夷、叔齐则只有一首《采薇歌》，文学成就当然不可 相比。但从个体生命的精神境界来说，伯夷、叔齐则有屈原所不及的高度。屈 原被国家所放逐，放逐后充满忧伤与不平，怎么也放不下那个污辱过他的宫廷 君主。而伯夷、叔齐到首阳山上虽然吃野草，却很开心，他们心安理得，《采 薇歌》里没有半点牢骚和怨恨。因为他们和屈原不同的是，后者把个人和国家 捆绑得紧紧的，没有想到个体生命被放逐时恰恰可以捍卫住生命尊严和赢得生 命自由。而伯夷、叔齐显然想到了他们的行为不仅守卫了一种政治游戏规则， 而且从群体的机体上剥离下来，守卫住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庄子发现心为身所缚、神为形所役的大现象，也就是发现人是自身的囚徒 ，精神人是肉体人的囚徒。这一发现真了不起，它暗示：人的解放，其起点是 自身走出自身，是自身不再充当自身的囚徒。把囚徒变成自由人，这是人的根 本使命，但要完成这一使命，首先得靠自己。至于把身外的社会囚徒变成自由 人，那只是一种理想式观念，能否完成，并不取决于社会，而是取决于囚徒本 身。古希腊的神话作者，发现偷火英雄普罗米修斯被宙斯所囚；而庄子则发现 ，普罗米修斯乃是自囚，他的解放取决于他的自救，自救之后才有播放光明于 人间的可能。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每天都在绕着太阳转。说出这一真理的科学家 伽利略被送到宗教法庭审判，而他在罗马教廷的斧钺下不得不宣布放弃自己的 异端思想。伽利略的后退被罗马教廷看成像是对土耳其人作战取得胜利一样， 欢喜若狂。他们通过使节与文告，向所有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大学、修道院 宣布。宣布时教堂还要鸣钟庆贺。他们以为堵住了说出真理的嘴巴和强迫这张 嘴巴否定真理就可以消灭真理，但是他们最终失败了。真理并非活在人类的口 中，也并非活在哪个国家里，而是活在时间中。时间不死，真理也不会死。
中国数千年的风雨沧桑，推倒了一个又一个皇帝，但一直没有推倒封建专 制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表面上建立在宫廷里，实际上建立在人心上，即建立在 人性的黑暗之中。宫廷主人变换了，但人性主体没有变，于是，封建制度又在 黑暗的人性土壤里继续滋生与繁衍。黑暗人性永远是黑暗制度的共谋，这是永 恒的共谋与共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拚命攻击国民性，就是想动 摇专制的根基，把专制从人的心里挖出来，虽没有成功，但终于打开了反专制 的深层之路。 〔寄自科罗拉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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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on 2004-12-08) | Column List | Issue Table | Front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