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里，家中的访客、父亲书桌上的文件，谈的都是文革，我却不曾 有过一点兴趣。直到九十年代中晚期，我回到南宁，陪伴父亲走过他一生最后 一段时光，我第一次认真地想向他印证很多我在海外读到的关于文革、特别是 关于广西文革期间种种事件的传闻。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的征询，但他告诉我， 海外所集聚的第一手资料、海外经验所能为我提供的另一种视角，是我们—— 他将我划出——所不曾拥有的。你要真有兴趣，可以从那里出发，他又说。

　　我却久久不曾出发，因为找不到路口。

　　文革最惨烈的时候，我儿时的记忆刚刚形成。因不曾有过任何对比，我不 知什么是过去的好时光——虽然他们说，那甜蜜也曾短暂。在贫瘠土地上发芽 的植物亦能疯长，所有的不正常，竟以为自然。直至祖辈父辈挣扎其间的历史 巨浪随时光步步退远，我已去国离家多年，亦走过焦躁不安的青涩时光，被留 在空旷的海滩上，忽然生出捡拾那些被潮水留下的贝壳的强烈愿望。

　　在文革发生四十周年后，我在２００６年的秋天急切地去往重庆，因为当 时听说重庆保留下来的全国最完整的文革墓群将要被搬迁开发。有朋友笑说： 真不知你竟有那样的使命感。那哪里是什么使命感？那是 Calling——按心理 学的说法的，你从哪里来，你最终要寻回哪里去——是时候了。

　　站在重庆文革墓园的那个早晨，我受到的震撼，竟是它在秋阳下的静谧。 我在墓碑间穿行，甚至可以看到矮墙外人家的阳台和室内的电扇。所谓阴阳两 隔，竟可近为比邻。后来我跟我在硅谷的好友锦和她的母亲谈到我的重庆之旅， 她们都非常惊讶。作为重庆人，她们竟从不曾听说过这个地方，而锦的父亲， 正是在文革期间的重庆莫名失踪，至今尸骨下落不明！

　　于是，在很多人选择忘却的时候，我开始回望。当我有限的目力停留到文 革这个庞然大物时，《特蕾莎的流氓犯》写下的是我的叹息。人们常说，文革 过去那么多年，我们至今还是没有写出一部关于它的力作。是的，如果我们不 能拥有托尔斯泰那样既能自由出入上层建筑核心、又能紧密贴近社会底层各界 的大师，一部史诗性的文革作品，确实难以期待。但自下而上，我们如果肯于 自省，又足够诚实，亦有可为。《特蕾莎的流氓犯》，便是我的一份努力。我 希望它在众声喧哗的历史叙事中，当得起另一种文革的故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