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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苏 炜 小 说 《米 调》
读《米调》时，我感觉一股大漠孤烟扑面而来，在漫天的风沙里，作者真 实地呈现出梦一般的异域情调。这是中国作家比较少写的那种“流浪小说”， 尽管此前宁肯写出了出色的《蒙面之城》。不过《米调》与《蒙面之城》还是 有着显著的差异。后者有点像中国版的《汤姆·索耶历险记》，写得率性、清 新，在一个个旅途的奇遇里，我们看见想象的翅膀自由地飞翔，或者说那是一 颗自由的心灵冲破世俗羁绊的飞翔。而《米调》更像是一部关于心灵流浪的小 说，一点也不自由，相反，从心灵到肉身都是不自由的。历史和现实像彼此的 镜像一样纠缠在一起，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唯一真实的是痛与爱：理想失落 的隐痛，伴随理想失落的当然还有爱情，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如果要为《米 调》这部以文革为背景的“后文革小说”画一个坐标，那么理想是纵轴，爱情 是横轴，两轴交汇的原点是米调。一切都因他而起，然而一切并不会随他结束 。米调这个人是中国某一知青群体的缩影，从他身上我们看见了“正史”上未 曾记录的东西：个人的挣扎与伤痛。 小说开始的时候，米调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武侠小说里神龙见 首不见尾的人物，他出现在一个女人的叙述里。这个叫做“廖冰虹”的女人和 “我”相遇在沙漠里的一家肮脏旅店里，在百无聊赖的夜晚，女人对“我”讲 起她来沙漠的缘由：寻找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是米调。“我”完全拿她当一 个虚构故事听，可是不久“我”却因为迷途真的遇见了米调。当时米调在玩魔 术，他的搭档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西藏的女人潘朵和一个汉人黑小子“黑皮”。 这个极富偶然性和梦境特征的场景，让我一下想起梅里美的《卡门》来，《卡 门》这部饱含激情的传奇不就是始于“我”在途中遇到何塞吗？ 米调的经历比那位热情奔放的吉普赛女人卡门更富传奇性。这位昔日的红 卫兵首领在文革正酣之极，有感于“革命开始堕落”、“人民的至高利益已经 被出卖”，成立了一个武装组织“２０３”，其宗旨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米调带着他的几个战友跑到粤东的深山里干革命，艰苦的条件逼着战友们一 个又一个地开小差，只有廖冰虹不离不弃地在他身边。可最后廖冰虹因为家庭 原因不得不回京，米调成了一个彻底的光杆司令。他们彼此三、五年来杳无音 信，可突然间米调出现在廖冰虹插队的云南山寨，他们的爱情像闪电一样爆发 了。然而火热的爱情依然留不住米调那颗“革命”的心，热火朝天的一夜后， 天亮时米调就要走了。他对她说：“虹，我们没有把‘第一次’留给革命胜利 的一天，就把我们的婚礼，留到可以真正写下中国公社胜利的诗篇的那一天吧 。那时，我来写这篇《祭奠》，你来念。”作为“旁观者清”的读者，我被米 调的决绝和乐观所感动，“那一天”是多么无望，可理想在这个年轻人心中不 仅没有死去，而且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米调像切·格瓦拉秘密进入玻利维亚打 游击一样，他走进缅甸的森林，加入革命组织“克钦帮”。 切·格瓦拉这个传奇人物近年来在中国文化界很是火红了一阵，关于他的 书，特别是话剧受到了广泛关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文化界似乎借切· 格瓦拉来告诉人们理想不该死去，为理想献身有多么崇高。于是我们看见中国 人装扮的切·格瓦拉频频站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大舞台上，“高大全”式地 亮着相，如果他再“入乡随俗”唱起京剧，那就真是样版戏了。《切·格瓦拉 》一书的编者按这么写道：“格瓦拉离去已经３９年了，但他的旗帜没有倒下 ，也没有褪色，它已成为指引古巴人民前进的长明不灭的灯火。”格瓦拉的故 事当然能演，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对格瓦拉内心世界的揭示要比“宏观、 客观”地展示其“革命经历”重要得多。比如我就特别想知道他当年离开古巴 时的心情，在玻利维亚的热带雨林里他想到了什么？他“抬头望见北斗星”， 还是看见了政府军那“星星一般的枪口”？当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切·格瓦 拉他自己就是“北斗星”，他像毛委员来到安源一样来到玻利维亚。 米调怀着满腔热情加入缅甸游击队，就行为动机而言，他也许比切·格瓦 拉简单得多，他只是想为世界革命尽一份力。可惜的是，米调在“克钦帮”的 经历小说中涉及不多，对于小说，这是不容错漏的，因为那段经历必将丰富米 调的性格和内心。 “克钦帮”经历的缺失在另一个方面找补回来了。米调因为“克钦帮”内 部的残酷清洗，他被迫逃了出来，路上遇到了几个也是从“克钦帮”出逃的云 南知青。那几个知青居然怕他告发，下毒差点害死了他。幸亏被温玛长老救下 ，醒来他看到的是满地的血和僧人尸体，还有烧焦的树木——满山的“树尸” ，整个世界充斥着死亡的暴戾之气。战争不仅在红尘发生，佛门弟子也互相残 杀。智者温玛长老老泪纵横地叹息：人性乱了根源！ 米调在磅礴大雨中失声痛哭，向自己的救命恩人述说着种种狂想和痴念： “从北京到闽西，从‘２０３’到‘克钦帮’，各种主义、偶像的追逐、打斗 ”，结果他发现人连狼都不如，狼还知道护着自己的同类！小说这一段描写非 常精彩，不仅仅是思辩的精彩，更有描述上的精彩，梦境一般的书写，飘渺、 超脱而又实在，而且还恰到好处。米调可不就是要从往日的梦里醒过来了吗？ 只是他的醒来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醒悟还不如说是幻灭。他听了温玛长老的教诲 ，没有出家，但是他又能在何处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呢？ 他选择了在沙漠中放逐自己，放逐精神，也放逐肉体。他和潘朵之间的关 系是合作伙伴也是搭铺的对象，爱情被简化成一种简单的本能冲动，所以他做 那事时对旁边的人视而不见，就像穿衣吃饭一样。这个曾经拥有理想和爱情的 人，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一个象征意义的新名字“索罗卡拉”，据说这是温玛 长老古族流传下来的仅有的几个名词之一，意思是“神性”、“根源”。可是 “神性”和“根源”已经被永久地埋藏在冻土之下，在鼠目寸光的考古学家视 线和思维之外。他痴迷于考古学，希望能从失落的文明里找出人类的源头。小 说里有不少篇幅用来辩论古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差异，辩论也很精彩，可是纸上 谈兵终究查无实据，那些埋藏在地底深处的遗物不会给米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 安慰。尽管米调尖刻地嘲讽那些考古学家，可他自己又何尝能够触及那个“根 源”呢？ 米调不能，智者温玛长老也不能，他劝米调在俗世修行，也许是他无奈的 托词：佛门都堕落成人间地狱，他还有什么心气儿让米调归入佛门？一个无奈 的智者仍然是智者，因为他明白毛病出在哪，只是他不是神明，无力回天。他 的灵性和智性看见了人类曾有过的辉煌过去，可是过去却再也追不回来了。以 “索罗卡拉”面目出现的米调，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温玛的化身，温玛长老在 小说中其实并未消失，他和米调合而为一，他们共同感受着对人性的失望和存 在的虚无，就像米调所说的那样：“时间的最大意义，就是它的无意义。不必 要硬为这个被赋予了岁月年华呀、花开花落呀之类的意义而犯苦发愁、患得患 失，以至于争斗倾轧。我敢斗胆说：时间是万恶之源——或者更说得板上钉钉 ：对时间狭隘功利的理解，是万恶之源。你想想，人类犯的许多错误，根源其 实都是一样。为了以‘最低消耗’创造‘最高效率’，就要寻求‘最高能量’ ；‘最高能量’所依仗的，反而必然就是造成地球老爷子的‘最大消耗’而不 是‘最低消耗’！如此这般，都可以怪罪于那个‘时间’。”这段话乍一看上 去显得理直气壮，其实是一个虚无者的支吾其词，就像他和潘朵、黑皮玩的不 太高明的魔术一样，归根结底也没超出温玛长老的“人性乱了根源”这几个字 。米调表面上的吊儿郎当和内心的痛楚其实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无奈 所以吊儿郎当，也因为无奈而痛苦。作者因此而抵达了人物的幽深的心灵深处 和精神纬度——米调这个虚构的人物因此比切·格瓦拉这个真实的人物更加真 实而生动。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反映“文革”的小说，但富有反思精神的小说太少了。 那些小说的叙述者通常都扮演一个控诉者的角色，讲着一个个悲惨的故事：受 害者的可怜无助和施暴者的阴险毒辣。那些故事也许是真的，或者看起来像真 的，可是缺乏对人性深处的揭示，有的仅仅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这个角度 来看，米调也是一个独特而有深度的“文革人物”，从他身上我们看见了人性 共有的残缺，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先进”或是“反动”。 潘朵和黑皮这两个过渡性的人物是小说的亮点之一，不仅让小说在结构上 丰满起来，而且对小说氛围的营造都不可或缺，他们让米调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也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黑皮可以说是“人性恶”的一个活体证物，他被父 母无情抛弃，又得了“原子病”；而潘朵呢，据说是西藏某个活佛的女儿，她 不仅是米调的情人，也俨然是他的宗教监护人，每天她都要监督米调颂经、祷 告，米调虽是应了她，可是实在看不出来她能够在多大意义上影响米调——就 像她的肉体不能给米调带来爱情一样。也许可以说，她是另一个温玛。小说中 关于潘朵的描写并不多，可是这个矮小的西藏女人被作者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气 质，她就像从梦的地平线上站出来走向现实。另外一个着墨不多而同样令人难 忘的人就是温玛，不知道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在某种程度上，米调、潘朵和温 玛构成了三位一体，他们在本能、人性和信仰上时而错位时而重叠。出于对潘 朵这个独特人物的偏爱，我觉得如果在潘朵的心理描写上多些笔墨，那么这个 人物就更生动了。 廖冰虹在米调的理想和信仰之外，可是后来，她看起来成了米调唯一的信 仰——对她的爱是米调心中从未消失的东西，就像灰烬下面的余火，为他在阴 冷的人性中带来些许温暖，让他在血腥的革命中仍能感受到一丝温馨。只是他 的爱也许注定只能存在于心灵深处，而不能走向“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条俗套 却甜蜜的路。小说结尾，这对情人彼此看见对方、听见对方的声音，却被一条 深沟阻住，可望而不可及。 那条沟壑在我看来是个隐喻：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在梦想与现实之 间，在爱与痛的边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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