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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必 “傻 眼”
“带队的是耶鲁大学商学院华人教授陈志武。他在会上发言说，耶鲁商学 院组织ＭＢＡ学生来中国访问，开始是作为一种课外活动，但现在已经成为学 生毕业的一个必修课——换言之，耶鲁商学院ＭＢＡ学生如果没有参团来过中 国学习考察，就拿不到ＭＢＡ学位，不能从耶鲁商学院毕业！ “这个信息，对在场的我无疑是一大震撼。耶鲁商学院是美国主流商学院 之一，耶鲁大学的崇高威望，更加说明了商学院这个规定所包含的深远意义。 所谓海纳百川，所谓兼容并包，所谓有容乃大，这个政策显然就是一个活的例 证。这就是美国教育对全球化时代作出的敏锐反应。 “同时我立即想到，当耶鲁大学已经把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学习中国当 作教育学生的基本要素时，我们大学里一些博士却在说什么抵制圣诞节，防止 西方化……难怪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多苦多难！这些博士目光之短浅，胸怀之 狭窄，和晚清抵制变革维新的那些保守分子如出一辙。那次维新与守旧争论的 结果，是导致中国失去了维新变革的历史机遇，被成功实现明治维新、全民动 员向西方学习的日本人踩在脚下好几十年。” （引自北美《多维新闻网》。遗憾的是：本人网技太差，一时疏忽，没有 及时记下篇名和作者姓名，这篇文字便在滚动性的荧幕新闻中流逝，再也找不 回来了——谨向作者致谢并致歉！） 我与商学院陈志武教授不熟。但对于我，这一切倒不必“傻眼”：“耶鲁 大学已经把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学习中国当作教育学生的基本要素”，早就 成了自己当下校园生活中几乎如同空气和饮水一样须臾不离、无所不在的东西 。不说在我自己的教学范围内，“学中文，访中国”成了“课程之必须”；耶 鲁的现任校长里查德·雷文（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Ｌｅｖｉｎ），恐怕是耶 鲁历史上“中国情结”最深、在“中国事务”上用力最重的一位校长。三数年 以来，他亲自主导并恳请我等东亚系教员参与其事的“中国十二所大学校长暑 期培训班”、接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访、在北京大学直接开设耶鲁分校等 等大事，已经使得耶鲁校园内到处弥漫着一种近似“开谈不说《红楼梦》（中 国事），读尽诗书亦枉然”的气氛。 著名史学家史景迁教授（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开设的中国 历史课，修课的学生动辄就是五、六百人，早就蔚为耶鲁享誉汉学世界的多年 奇观（大概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但耶鲁人不好这一味）；转眼之间，中 文俨然已经成了耶鲁校园内的“第二大外语”——“第一大”为西班牙语，雄 踞“第二大”宝座多年的法语竟被挤了下来，这在美国各“常青藤”大学中都 是“破天荒”的事情，更是耶鲁校园的“全球化”风潮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相较于耶鲁的“向中国敞开大门”——也就是真正向异己的世界敞开胸怀，上 文提及的那些“爱国愤青”们喧嚷的“抵制……”、“防止……”，其掩在缺 乏民族自信之下的狂傲与自卑，倒变得有点可怜和滑稽了。 在我看来，当今时势，所谓“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人为设计的主义和构 想，而是人类社会在政经发展的复杂流程中，各种利益需求关系经过长年的竞 争与合作、挑战与回应等等，逐渐形成的一种历史的“合力”结果，也是一个 自然形成的客观存在。窃以为，面对这样一种客观存在，不管是作为一种民族 的抉择或是一种价值的确认，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 问题——停留在意识形态批评的层面，反复去辩难、论证“要不要”，其实没 有多少意义，余地很少、自耗能量很多却于事无补。对“能不能”的思虑—— 如何确立自身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大格局里的位置，如何在这样一 种新的历史大格局中开放心胸思路，以把握自身的历史发展机缘，反而是我等 百年来为“强国梦”赴汤蹈火、前仆后继而在所不惜的华夏儿女，需要真正“ 在所不惜”去执着用力的地方。 耶鲁，虽然是一个引领各种西方人文社科新潮的发源地（所谓“耶鲁学派” 是也）。但据我的从旁观察——从每月出版的“耶鲁全球化研究”，到每周 频繁举行的各种关于“全球化研究”、“区域研究”的大小研讨会，只要浏览 议题细目，你会发现：同样引领风潮的耶鲁“全球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没 有在“Ｗｈｙ”（为什么）和“Ｗｈａｔ”（是什么）这些“要不要”的问题 上作过多的笔墨纠缠（虽然理论上探讨“Ｗｈｙ”和“Ｗｈａｔ”是学术研究 的“题中应有之意”）；而是坐言起行，立即就进入了“Ｈｏｗ”（具体政策 方略）和“Ｗｈｅｒｅ”（区域）、“Ｗｈｅｎ”（时机、机遇）——也即是 “能不能”的实证性、实践性的课题讨论和专业化的社会参与和合作。 按照海外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和唐德刚几乎异曲同工的“大历史观”的看法： 作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所迎接的挑战，其实不是自１８４０ 年清道光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始，而是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１５８３年进 入中国的明朝万历年间，就正式开始了。更确切地说，“世界是平的”（据说 以此为题的这本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译著，最近成为中国内地畅销书），回应 这一挑战的需要，实际上自１８５０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就逼临在历史 悠久、千年来始终高踞世界发展中心高位的泱泱华夏民族面前了。但是，又正 是无以摆脱的这种“高踞中心高位”的“天朝心态”，使得自１５６０年（那 是利玛窦进京的年头）迄今的五百余年之间，面对西学东渐，东、西文化交会 与撞击的议题（在今天看来，也就是“现代化”亦即“全球化”的议题），从 “洋务运动”时期的“体用之争”开始，一直延伸到百年后新时期的“清污”、 “反ＸＸ化”、“姓社姓资”之争等等，我们耗费在“要不要”上较劲论辩的 精力和时间，都太多太多了；而对于“能不能”的思考与实践，则是太少太短 了。以至我们自己常年陷身于“要不要”的自耗之中而毫不自知，所谓“大国 崛起”之路，也就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了。 ——文章没待写完，便又接到法学院另一个视频全球联席会议的邀请。这 一回，议题更其尖锐“入时”：“关于伊朗：美国和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对话”。 为了迁就主会场——中东约旦地区的时差，会议定在早晨八点半就开始。因为 话题热门，我一大早顶着微雪匆匆赶到会场，发现现场早挤满了各种肤色的学 生、教授，其中尤以裹着穆斯林式头巾的女性面孔引人注目。大家就着备好的 咖啡、甜面圈随便对付着早餐，还是由那位叫“格林”的法学院学生做主持人， 并请方格子里身在约旦而留学美国的一位英语非常流利的巴勒斯坦年轻作家作 话题引言人，这场从一开始就带着针锋相对的火药味的跨地区、跨种族、跨宗 教的对话，拉开了帷幕。或许是窗外纷飞的雪花对视频的干扰，又似乎是象征 着“文明冲突”对于“全球化”命题的冲击，荧屏上的电波讯号不时中断，在 语流的高低休止、影像的动静明灭之间，我勉力撑到上课时间抽身离去。回身 一望，我又一次看见：小方格里自己的蠕动的身影，像是一只打着摆子的蚂蚁…… 〔２／２７／２００７，毫无年节气氛的中国新年之间，急就于耶鲁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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