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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块 刻 镂 着 浮 雕 的 铜 牌 （下）
泛黄的历史图片在眼前流走。芭教授特意放慢了节奏，给大家详细讲述了 晚清学童中这样一位加入了耶鲁赛艇队的叫“凯文·孟”的中国学生，让耶鲁 全校刮目相看的故事：模仿着英伦老校牛津、剑桥的老派传统，赛艇乃是耶鲁 和哈佛之间（后来还加上了普林斯顿）唯此为大的年度盛事。但是，多少年以 来，也许是操练无方，耶鲁始终都是哈佛的手下败将，成为耶鲁校史上蒙羞多 年的憾事。但是，自从这位叫“凯文·孟”的“中国洋基”１８８０年前后加 入到耶鲁赛艇队、并成为灵魂人物之后，局面丕变了。 “凯文·孟”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壮硕而有智慧。为了获取制胜之道，大 赛之前，他常常提前到新伦敦赛艇场地的水面上观察水流和风向，制定各种巧 妙利用风速、流向提高船速的方案。在“凯文·孟”的指挥下，耶鲁赛艇队在 屡战屡败三十多年之后，终于获得了连续数年战胜哈佛的历史性胜利！那些年 间，每到赛艇季节，赛场水面上总回响着耶鲁学生们山呼海啸地呼喊“凯文· 孟”的声音——那时候的耶鲁赛艇队，拥有“凯文·孟”，就意味着拥有胜利。 “凯文·孟”，一时间，令“敌手”哈佛闻风丧胆！ 我在客厅里轰然而起的欢笑声中，打量着荧幕上那张百年前的赛艇队员合 照，仔细端详着中间那个被众人簇拥着的手捧奖杯、着长筒马靴、梳西装分头 、有着一双细长丹凤眼的模糊面影。然而，这个“中国洋基”的耶鲁故事，却 因之而乐极生悲——正是因为这些剪去长辫子的中国学童们开始玩赛艇、打棒 球、踢足球，迅速地适应了自由空气而融入了美国生活，从１８８１年秋天开 始，中国满清政府在“有关人士”的密报之下，以惧怕学童“西化”为名，突 然中止了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的整个计划，强力将学业未成、总数为一百二十 名的留美学童撤回了国内。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场中国人内部的“清除 精神污染运动”，在当时的驻美公使陈兰彬及其“眼线”——内廷翰林吴子登 的督导下，在容闳主持的“留学事务所”内开始了。 同样在满堂的啧啧惊叹之中，芭教授换了一种沉重的语调，讲述这段不为 一般耶鲁人所了解的“中国教育Ｍｉｓｓｉｏｎ”夭折的历史公案。容闳《西 学东渐记》的第十九章“留学事务所之终局”，对此事件作了如下描述： “盖陈（兰彬）之为人，当尚未至美国之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 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 生所见所闻，亦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 之思想。而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里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 平替性灵上所受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 种健身之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因 有以上种种原因，故其（陈兰彬）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盖陈 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想也。……（陈）极力破坏予之教 育计划，而特荐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见《西学东渐记》） 荧幕上，投影仪放大了芭教授打出的这样两行英文简述： １８６８年：日本天皇颁布诏书，改年号为明治，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 留学西方的日本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回国；改革派打赢了废除幕 府制度的“戊辰战争”，并于１８９０年召开第一届国会。 １８９８年：中国清政府改革派的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 变”，捕杀维新派知识分子；容闳逃出北京，于１９０２年再度到美国避难。 容闳在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０日病逝的当天，正好收到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寄来的 照片。 对于我这位在座唯一的“老中”，芭教授特意用汉语拼音拼出的“戊辰” 和“戊戌”两个汉语纪年符号，不啻是两颗能够灸穿荧幕的火星。 芭教授的演讲，最后结束在这样一行文字上：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０年， 丹纳·容（Ｄａｎａ Ｙｏｕｎｇ），晚清学童之子，作为工程学方面的史特 灵讲座教授（这是耶鲁最高荣誉教职），服务于耶鲁大学工程学院；１９６５ 年，最后一位存世的晚清留美学童（她称为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ｏｙ）Ｋｗｏｎｇ Ｙｕｎｇ Ｋｗａｎｇ逝世，享年１０２岁。
深夜，步出塞布鲁克学院，正好需要穿越老校园走到我的停车处。我特意 将目光久久停留在芭教授的幻灯图片中一再出现过的那排门楼城堡边的尖圆顶 学舍上。容闳当年曾经住在那里，日后他亲自带来的数批晚清留美学童，也曾 经住在那里。如今依旧一片灯火闪烁——我知道，选修我的“中国现、当代小 说选读”课程的学生们，也一定会有人住在那里。拉开门走出来的那个修长个 子，也许就是——“凯文·孟”？ 风有点冷。耸耸肩，却觉得有一缕汗气，从襟角里涌出。 急急穿过“乌希大厦”的门厅，脚步，忍不住就在小李前面提到的那块铜 牌面前停了下来。因为容闳，因为一个晚上的“中国洋基”——“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ｏｙ”的故事，这铜牌浮雕上本来和我何其遥远的“彼克金先生”忽然就显 得亲近起来，似乎可以闻得见他的如同“凯文·孟”一样的呼吸气息。这位耶 鲁“洋基”，正是另外一个同样意义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ｏｙ”。不必说， 耶鲁完全有权利也有理由，在自己的校园里纪念自己的学子先贤；我以为，这 位把青春生命留在了华夏土地上的耶鲁贤长，也值得我们这些身在耶鲁的华夏 儿女们由衷纪念，就象芭教授们、我的塞布鲁克Ｆｅｌｌｏｗ们，对容闳、对 “耶鲁的中国洋基”们的深挚纪念一样。（我随后就注意到，在这块铜牌旁边， 还嵌着另一块同样殉职于中国的耶鲁学生的纪念铜牌：法兰西思·Ｊ·赫尔， １８９９届毕业生，死于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６日北京，心理医生、教师和传教士。） 我相信小李和小张他们后来读到的书籍、材料上，一定有耶鲁和中国的悠 长交往中，早年以“雅礼”（耶鲁旧译）名义发生的许多故事。比方，中国第 一所西式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后改名中山医院，因为弃医从政的孙中山先 生早年曾在那里习医），就是由毕业于１８３１年的耶鲁神学系学生彼得·帕 克（Ｐｅｔｅｒ些Ｐａｒｋｅｒ）早在１８３４年创立的。在中国内陆城市—— 长沙、武汉、宁波等地，有着那么多带“雅”字的百年历史陈迹——“湘雅医 学院”、“湘雅医院”、“雅礼中学”等等，也跟这些“耶鲁洋基”们早年深 入中国内地传教、服务的足迹相关。在这样的真实史迹面前——更不必说，在 从早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１５５２－１６１０）开始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史面前，你就很难同意近期似乎又在时兴或者回潮的某些高调并且高蹈的思维 ——世纪之交，在一本新出版的颇有影响的随笔集里，我读到某位我深为尊重、 卓有声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带点戏谑性却毫不戏谑地把当下中国文化问题简 化为“你是站在八国联军一面，还是站在义和团一面？” 没有必要抹煞或者掩盖，中国近代史上那一页页列强瓜分、割地焚园的民 族羞辱史；同样，也没有必要回避或忌讳，闭关锁国、仇洋排外的天朝心态， 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宕和斫害。胡适之先生早年有云：“每读史至鸦片之 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引自余世存《非常道——１８４０－１９９９的中国话语》，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２０页。）近日，荣获被称为“人文科学的诺贝尔奖” 的“克鲁格人文与科学终身成就奖”的著名华裔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华盛顿 国会图书馆发表的受奖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文化必须以自身术语并同 时以比较观点来加以理解。我所谓的‘比较观点’，是指早期帝国时代与印度 佛教的比较，以及１６世纪以后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从２０世纪开始，中 国人的精神便极大地关注在中国对西方的问题上。仅仅用自身的术语而没有比 较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过去，无疑将冒陷入简单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巢臼的风 险。”（见２００６、１２、３１美国《世界周刊》） 站在这块雕镂着浮雕的铜像面前，我想，小李、小张和我感悟到的，也许 ，正是这样一种“自身的术语”和“比较的观点”吧。 记得，芭教授的演讲完后，聚会的“主人”爱德华教授点名，要我这位在 座的唯一“老中”讲几句话。我笑着说：刚才，芭托勒提教授说，她是容闳的 一位晚辈亲戚；我呢，却是容闳的一位晚辈同乡——广东中山人。芭教授呵呵 笑着插话说：我刚才说到的了不起的赛艇队指挥凯文·孟，也是中山人呢，和 容闳一样——哦哦，当然，也和孙逸仙一样……我们的话音，淹没在一片和暖 的笑声之中。 〔结笔于２００７年元月３日，美国康州衮雪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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