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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著 作 的 翻 译 困 局
笔者曾对几本汉译英文著作做过局部核查，发现无一例外地都存在明显的 “硬伤”和误译。也曾发表文章不留情面地予以苛评。但后来自己涉足翻译和 校对工作，才深感学术翻译的困境所在。简单地说，这不只是个别译者或出版 商的急功近利所致，而有其体制性的障碍。 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明白，翻译学术著作要比想象的慢得多。即便译者在语 言与专业两方面都能胜任，合格的译作也是相当耗时费力的工作。沈昌文先生 曾谈到仰仗一些老教授的“慢工出细活”来保证翻译质量。他们用“打太极拳 的速度”每天只译５００到１０００字，戏称为“卫生翻译”，因为过了２０００ 字就会“伤了元气”。优秀和严谨的译者往往要在旷日持久、殚精竭虑的劳作 中才可能企及所谓“信达雅”的标准。陈嘉映之译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邓 晓芒之译康德，邓正来之译哈耶克等，都历经长达数年、甚至１０多年的长途 跋涉。 然而，艰辛的学术翻译工作往往“得不偿失”，既无法赢得市场的等值回 报，又难以获得体制的充分承认。译作的稿酬或版税普遍低于所谓“原创作品” 所得。而在目前学院的考核与职称评定尺度中，翻译作品只能勉强作为参考性 学术成果。在这样的知识生产机制中，投身翻译工作意味着某种“奉献”，而 严谨认真的翻译几乎是自虐性的牺牲。于是，“胜任的不愿做，愿做的不胜任”， 导致了学术翻译领域中的恶性循环状况。近年来，有几位外语和专业都非常出 色的著名学人，因为将译作或编译作品权作自己的原创著作而涉嫌学术剽窃， 遭受非议也令人痛惜。除却个人的学风操守值得检点之外，体制性的不当安排 或许也是让人走火入魔、误入歧途的间接原因。 近日读到台湾巨流图书公司陈巨擘先生的文章，论及学术书籍翻译的困境。 他认为台湾基本上是“对学术翻译很不友善的地区”，因为在台湾“国科会” 和“教育部”所制定的学术评量标准中，基本上没有翻译作品的位置。陈先生 建议，应当修改目前的评量标准，将翻译作品作为学术著作，并且把翻译列为 教授升等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建议对大陆学院的体制改善也不无启示意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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