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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 而 未 决 的 时 刻》 序 言 —— 现 代 性 论 域 中 的 西 方 思 想
光明与温暖不是同在的吗？难道会有什么光明而寒冷的地带？或者黑暗而 温暖的处所？ 在题为《无知与福佑》的演讲中，马克·里拉将这个故事用作结语，以象 征西方思想史上两种不同的知识态度。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启蒙的传统预设 了知识与幸福的等同，相信“黑暗与寒冷是同在的，而太阳所放射的光芒也将 温暖我们”。这一理念构成了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的基矗但在这个主流传统之外， 还存在着另一种信念，认为“黑暗，或至少昏暗，是对我们更为适合的环境， 只有当我们学会在这种有所限制的视野中生活，我们才会幸福”。在这篇演讲 中，里拉勾勒出一条贯穿于犹太教、基督教和西方哲学史的“反传统”思想暗 流——怀疑“光明”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这 一反传统思想在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压制。但是，当整个世界在科学光芒的照耀 下变得越来越“光明”的时候，人们却不时地感觉到“寒冷”，对于何为幸福 有些茫然失措起来。这种茫然困惑透露出现代世界的基本困境。 对于现代性的思虑与反省形成了本书最主要的问题意识。如果信奉苏格拉 底的格言——“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么现代人面对的挑战是： 彻底反省之后的生活是可以承受的吗？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现代性问题的关 键所在。 从“柏拉图洞穴”中出走，摆脱了黑暗的人们看见了太阳，期望让真理的 光芒驱逐蒙昧，在真善美的和谐之中达致期许的幸福。这种观念在近代之后成 为西方思想的主导力量。“雅典”与“耶路撒冷”（或者说哲学与启示）之间 的紧张与复杂纠葛，到了１７世纪似乎决出了胜负。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与现代科学兴起的西方世界，在理性化的驱动下不可逆 转地走向了“现代”。“启蒙”（enlightening）就是以光芒来照亮：重新评 判一切传统的信念与价值，凭借理性的追问、审查、思考与判断，为神话破碎、 上帝退隐之后的世俗化世界立法，奠定新的标准。 然而，理性化的现代世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２０世纪最为重要的西方思 想家——尼采、韦伯、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伯林、阿伦特、法兰克福学派、 哈贝马斯等等——都深切地洞察到现代性的困境，并以各自方式来诊断问题的 关键所在，也都试图探寻可能的出路。毫无疑问，对现代性的批判性检讨已经 成为学界的热门“显学”。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当代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性的 理解是多样的，仍然处在争议之中。因为现代性本身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总体， 在其内部蕴含着复杂的多样性与紧张。现代启蒙主义具有“理性的自负”的倾 向，却同时也包含着自我怀疑与批判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对现代性的批判 本身也是现代性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使得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活着的”的 生长变化的现实，其未来前景也蕴含着多种可能性。 以上极为简化的概括只是为了勾勒出本书论题的宽泛背景。对现代性问题 展开全面的系统性研究还远不是作者目前所能企及和驾驭的工作。但收入本书 的所有篇章都是在现代性的论域之中来讨论某些特定主题。这些讨论背后也的 确贯穿着作者本人的一些基本看法： 对现代性困境的清醒考察应当避免落入某些二元对立的陷阱。所谓“古今 之争”的某种版本暗示着这样一种抉择：要么重返“昏暗而温暖”的“柏拉图 洞穴”，要么忍受走出洞穴之后“光明而寒冷”的现代性荒原。这种二元论既 虚构了古代也虚构了现代，更简化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将现代性视为一 个同质性总体的思想——无论是予以赞美还是贬斥——也是一种幻觉或迷思。 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并不必然迫使我们在“自负的启蒙主义”与“悲观的反启 蒙主义”之间做出抉择：要么走向理性主义的科学僭狂，要么陷入反理性的虚 无主义深渊。这种极端的二元观念本身恰恰是形而上学的迷雾，是典型的现代 思想病症。光明未必总是温暖的，但现代启蒙传统的光芒并不必然将我们带入 一条通向寒冷北极的不归之路。这不是现代性真实的困境。因此，试图以理性 主义的观念建构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性危机，或者以否定整个现代性的条件与 成果为前提来另辟拯救的蹊径，都可能是现代性病症的恶化而不是医治，或者 说，这些治疗方案可能会比病症本身更具有灾难性。应对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尚 未明晰地敞开，一切终极性的宣判与断言多半是故作惊人之语，都可能失之武 断与轻率。正是现代的这种不确定性邀请我们诉诸一种审慎的理性主义，一种 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批判性思考，一种对历史与现实境遇高度敏感的实践哲学， 由此探索可能的出路。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五篇文章侧重于“现代知识与政 治的正当性”，所关切的基本问题是，在传统的超验性权威被颠覆之后，现代 世界如何为自己重新创立知识的与政治的权威？这种权威是否具有其正当的依 据？“现代”在与传统决裂之后如何可能“无中生有”地为自身奠定基础？第 一章通过阐述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的论述脉络，试图澄清现 代哲学的困境在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如何“自我确证”，如何为自身奠 定批判的规范性标准。第三章通过具体个案的考察，讨论了后现代知识话语的 正当性及其限度。第二章所针对的问题是，现代革命所创建的政权如何获得其 政治正当性，通过对比分析阿伦特与施米特对此做出的不同阐释，探讨现代性 政治解决“自我奠基”悖论的可能。第四章介绍了在后冷战条件下墨菲对左翼 政治的再思考，着眼于重新定位激进民主的政治主体问题。第五章涉及全球化 时代国际政治中主权与人权之间的紧张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道干预”的正当性 问题。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是“现代性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 主导意识形态，但始终受到各种思潮的尖锐批判。那么自由主义何以能够占据 主导地位？在应对现代性的困境中是否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又面对着怎样的 困难与挑战？第六章和第七章以伯林的思想为中心，分别讨论了伯林的自由主 义立场与其价值多元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与紧张。第八章针对当 代共和主义思潮的复兴，考察了自由主义所作的批判性回应。第九章对施米特 思想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攻击做出初步的批判性考察。 第三部分的四个篇章（第十章至第十三章）都是对特定思想人物的介绍和 评论，分别以波普尔、柯拉科夫斯基、斯科特与里拉这四位学者为主题。他们 的学术思想与风格有相当大的差异，但他们都从某种视野出发，警觉到乌托邦 意识的危险，对现代理性主义的规划——无论是思想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方 案——予以批判性的诊断。“反乌托邦思想”是他们共同关切的论题，也构成 了本书第三部分的主要焦点。 本书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思潮的历史变 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收入的篇章大多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此，特别感 谢《二十一世纪》（香港）、《读书》、《社会学研究》、《学术月刊》、 《学术界》、《学海》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予以作者的支持。此 次结集出版的文章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扩充、修改与调整。在重读这些文字的 过程中，始终忐忑不安，感觉自己无论在论题开掘的深度、论述的严谨与力度 还是文献的收集和使用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局限与缺憾之处。在此诚恳求教于 学界同人，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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