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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萄 与 苜 蓿
劳费尔的书是在１９１９年出版的。里面写了数十种从波斯输入中国的植 物，最前面两篇正是苜蓿和葡萄，其后还有石榴、无花果、胡椒、亚麻、西瓜、 巴旦杏、菠菜、莳萝、胡萝卜、水仙等。这位德裔语言学家兼植物学家处处显 露出其独到的才能，细致讲到了几种外来植物从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到十四世 纪的输入运动既是物种输入，也是语词输入。这其中最重要的也很可能是最早 的，就是张骞凿空之际，就随之传入的苜蓿和葡萄。最早译介劳费尔学术著作 的中国学者向达，就分别发表过《苜蓿考》和《葡萄考》。他们指出“苜蓿”、 “葡萄”均来自古大宛语，分别相当于伊朗语的ｂｕｋｓｕｋ与ｂｕｄａｗａ。 易中天先生的《大话方言》中说，“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 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 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 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 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这 是一个有趣的解释，肯定超出劳费尔的研究。因为劳费尔那书很重要的一个观 点就是植物引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人作为引种者在绵延十余世纪的输入 运动中不乏创造发明。要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竟还有这样一出意象创造，语言 学家劳费尔决不会放过。葡萄这两个字，其实都与蘿蔔的蔔字相近，除了它们 都匍匐在地，哪里有什么嘟嘟噜噜的感觉。 《大话方言》中说，“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 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 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 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琥字古已有之外（琥是古代的 一种礼器，即琥璜；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 这里易中天先生把宿当宿营睡觉，未免有疏漏，因为《本草纲目》说“郭璞作 牧宿，谓其宿根自生，可饲牧牛马也”。本来植物名称终至草字头或木字旁新 字的出现，太正常不过了。由于苜蓿可做薪材也可食，它还译成为“木粟”。 只是这个译名被完全放弃了。苜蓿两字完全可以被看成是对音译“目宿”的肯 定。柠檬、茉莉、荜菝等等也是对当初不带草字头或不带木字旁译名的肯定。 葡萄与苜蓿，本无可以并举之处，今此将之并举，一来由着劳费尔与向达 的路数，二来它们正好表明易中天先生左右逢源却不周延。 有趣的是，葡萄与苜蓿本身并不是引种者的目的：种葡萄是为了酒，种苜 蓿是为了马。至于后来拿葡萄当水果或拿苜蓿作观赏，那是副产品。《史记· 大宛列传》对此的说得清楚：（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 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 蒲陶、苜蓿极望。” 葡萄作为植物，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属。中国有不少葡萄属的野生种。比如 华北、东北常见的山葡萄，就是其中一种。日前笔者去北京西南郊戒台寺后面 的千灵山，还看到多株自然生长多年的山葡萄。山葡萄当然也结果，样子很像 赤霞珠。更有采山葡萄做水果或酿酒的。但是追逐汉臣张骞入关的葡萄，却是 我们称为欧洲葡萄的生物种。美洲也有葡萄属的其他野生种。令人感到不解的 是，至今遍布欧洲、亚洲、美洲、澳洲的栽种葡萄，皆来自欧洲葡萄这一种。 至于其他野生种，经济价值太低，顶多有人用它们作萜木。毕竟种植葡萄是用 来酿酒的。欧洲葡萄含糖量高，表面自然生长酵母菌，使得葡萄酿酒胜过其他 野生种，也更胜过其它瓜果粟米。 令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既然中国原有可食的葡萄属的野生 种，难道它们从无名字？如果有的话，何劳当初又是音译又是造字！二是葡萄 随张骞入关久矣，但葡萄的本土化还是漫长了些。我在北美看到栽种的葡萄， 即使比较寒冷的地区冬天也不用盖草或掩埋。而在距北京不远的怀化，作为今 天关内最大的葡萄种植基地，那里仍用盖草或掩埋葡萄的方式过冬。这个葡萄 过冬的方法，中央电视台说吐鲁番文书中也有提及：这文书是告状，就是两个 农民之间的状子，告状的人是吐鲁番的阿梁，他在龟兹也有葡萄园，阿梁管理 葡萄园两下里跑是来不及的，所以他又租给了另一个叫卜安宝的人，但是文书 上写清你必须到冬天用一种草，或者别的什么把葡萄覆盖住，以免过冬受伤或 者冻死，但是这个卜安宝没按这个文书去做。诉状说，现在天气渐冷，女人都 盖被子了，卜安宝仍未将葡萄覆盖，请官府商量处分，官府受理后，判评卜安 宝覆盖葡萄。 苜蓿是豆科的一个属，在我国通常所说的苜蓿——也是张骞带回的苜蓿品 种——是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这个种加名ｓａｔｉｖａ 是种植的意思。由此名可知，苜蓿属中它栽培最久。作为例证，希腊人从波斯 引进后，亚里斯多芬的《骑士》一书中对苜蓿有最早文字记载。而苜蓿东传中 原，到了唐代，其种植区域扩展至整个中国。不过地域上讲，自唐之安西至今 之新疆，苜蓿还是在西域边疆种得好。不用说，那里也出良马。诗人岑参的 《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中有诗句“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 诗人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有诗句“绝域阳关道，胡烟与塞尘。三春时有雁， 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 然而苜蓿作为马场的饲料也不是没有疑问的。最早提出这个疑问的人是元 朝时沿丝绸之路而来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据他的游记记载，在中国河西 走廊的肃州草原马有食毒草中毒的。这个毒草据信就是苜蓿。１９７９年，学 者ＳＭ·Ｃｏｌｅｇａｔｅ等首次从苦马豆中发现有毒生物碱——苦马豆素。 最近中国的地球化学研究者指出当年肃州草原牲畜毒草中毒是棘豆植物中的苦 马豆素所致，牲畜采食棘豆以后，逐渐出现四肢僵硬，呆立无神，步态紊乱， 运动失调，后期双目失明，牙齿脱落，脱毛掉蹄，直至身体极度消瘦死亡。有 趣的是，苦马豆素中毒与硒中毒症状相似。在中国学者提出苦马豆素造成元朝 肃州牲畜中毒的解释之前，国外科学界正是本着硒中毒症状与苜蓿是富硒植物， 以为马可波罗记载的中毒是马过量食用苜蓿引起的硒中毒。 作为草原有毒植物，苦马豆、棘豆等属的物种早就存在。但在元朝，生态 还没有那么差，马不该误食如此。但如地域本身富硒，又广种苜蓿，那么就挡 不住了。司马迁是厉害的，“俗嗜酒，马嗜苜蓿”，古今中外皆然。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