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 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 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 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 传授，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素质有问题，不是靠重视、研究、讨论、政 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 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 后果。

　　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说法，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 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 问题”？今日上过大学，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在 高的意义上，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今天 我们还要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素质能不能教育？怎样教育？ 谁来教育？

　　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 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 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在我们记 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是什么出身，什么师 承，什么交游，什么阅历。

　　扼要举几个例子。譬如，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周树人与章太炎的 师生关系，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这类关 系，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

　　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传。他出身商家，二十几岁毕业牛 津，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 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 有过交往；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的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囊括 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而毕加索的交往 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法哲学家萨特与 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等等。

　　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但没 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一民 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

　　在一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记 忆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 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 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 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

　　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 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 今天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中的 知青，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 么，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 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

　　再前推到民国，四十年代精英如储安平之流的中学老师，大致是“五四” 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陈独秀之流，则他们的私塾老师就是清末一 代人……

　　我们再来向后推算：今天二十岁到三十岁一代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大致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两课（英语、政治）考试中挣扎长大的少年人，则 十年二十年后将要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执掌教育大权，带着今天我们看到的 集体人格与集体素质，去教育我们的孙辈……

　　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国历史变化之剧，文化断层之深，一代与一代之间教 育品质的差异，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质不堪补救的后果，这后果，又是未来 教育后果的层层前因。

　　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遗患，在于隔代见效的因果报应。

　　我并不是说，凡是早远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质便是必然的好，新时代 的新知识、新科技、新观念，前人就没有。但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 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 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 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 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

　　以上极其粗略的推算，也许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质，然而我以为从中可 以窥见百年中国史的几次断裂与断层，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断层此端的一整代人。

　　人文教育，必要讲到文化传统。十多年前，海外汉学者曾将我们面对的文 化，分成四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 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这四项传统 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们选择，而是一项传统吃掉另一项传统——“文革”传 统极端扩大了延安传统，延安传统扭曲变形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 则深刻颠覆了整个古典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的集体记忆与集体遗传，全都是 “文革”传统，连延安传统延安精神，也找不回来了。

　　我认识好几位老革命，也就是当年的延安青年，他们与我们这一代有许多 分歧，但其人品与素质，没有、或甚少我们今天忧虑的种种问题。他们都是参 与推翻民国的“逆种”，我试图提醒他们：他们的幼年少年接受民国教育，而 民国推行的所谓“礼、义、仁、智、信”教育，大致传递着古典教育传统。即 便是民国年间最激进的新青年、颠覆者与叛逆者，也在人格中深深浸染着传统 教育及其价值观——试想，辛亥烈士“五四”健将、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还 有昔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凭我们今日的教育制度与价值观，出 得来么？

　　现在我们谈论读经，恢复国学，好像要裹携着今天的所谓“人文教育”， 跨越延安传统、“五四”传统，去和清代上溯两千多年古典传统相衔接。这样 一种反方向的跨越与追溯，有没有可能？

　　我愿意说，在学术上或有微茫的可能，但在现实层面、人心层面，在亿万 人群中，我看不见可能。为什么？社会分层消灭了，文化差异抹平了，不同的 人群与生活方式遗失了，千百年文明维持不坠的一系列内在的价值观与行为准 则毁损了，“文革”最后一击，中国地面成千上万有品质的家庭单位，亦即所 谓“宗法教育”最后那点脉迹，也被连根拔除。总之，在人文传统种种资源荡 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试图追寻、把握、攀缘、附会的愿望，在 家庭教育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已不可能。

　　有一本著名的家庭之书《傅雷家书》，在我出国前就出版了，十八年后回 国，这本书居然还在畅销。另有新书即《曾国藩家书》，也持续热销。说明什 么？说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已经没有了。而这样的家庭，是要千千万 万好家庭好在那里，才会出那么几家——民族的种性，不会断绝，种性之禀赋 优异者，也不会断绝。现在、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冒出新的钢琴神童乃至种种 天才，但是还会有那样的家长，给孩子写那样的家信吗？在如今的千万封家信 中，还能浸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吗？

　　如果非要说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才是无微不至的素质教育。那样的素质教 育，再好的大学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苏联、东欧也消灭了社会分层，但是知识阶层还在，尤其是，家庭单位—— 作为社会的细胞、成长的摇篮，作为教育最初的课堂，作为最后一道抵御社会 灾变的屏障——尚未遭遇彻底毁灭。而什么是完整的、有品质的、自我支配的 阶级、阶层所构成的社会、人群与教育，我在欧美看到了。其中也有种种问题， 甚至是骇人听闻的问题，但没有我们所谓的素质问题。

　　今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承认：中国人素质太差了，太有问题了，要 抓紧人文教育，搞好素质教育——“抓紧”、“搞好”这两个词，就来自“文 革”传统。

　　我可能描述了一幅太悲观太灰暗的图景，但是我要说，问题与现实比我们 想象的更严重，更深刻，更普遍。尤其令人沮丧的，是在今天，有一部分问题 可以放开来谈——包括“经史子集”问题——但另一部分问题，譬如历史遗留 问题，譬如仅仅发生在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五十多年前的问 题，总之，种种造成国家命运的大问题，直接导致今日教育状况的大问题，却 不可以谈，绕开来谈。

　　我不知道这种只谈结果、不谈原因，只谈一半、不谈另一半，是否就是我 们长期被迫培养而终于高度自觉的“现实感”，这是回避现实。

　　今日中国的现实是：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强，充满机遇，而且必将 更富强，出现更多的机遇。另一半现实是：自孔夫子以来，当今中国教育是历 史上空前庞大、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空前荒芜、空前贬值的时期。若是以有 所保留的“现实感”谈论读经、国学、人文教育，是否是在试图克服作为教育 者而不愿说出的羞耻感？

〔摘自《退步集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