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我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 起他。去年我说“他好看、他好玩”，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毕竟语出偏锋， 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那么，鲁迅的命题正好 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从以上这份死亡名单和鲁迅先生关于死亡的态度 ，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意义，早有教科书不容质疑的定论在— —我讨厌一切定论，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 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 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 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什么叫做无辜？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这 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鲁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没有理由像专事 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人命旦夕 ，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怎样死法，谁是下一位。 今天海婴先生健在，他当年便是一位小小的无辜者：从他出生到七岁，他完全 不知道楼下父亲房间里传来什么凶信：他两岁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枪毙；他五 岁那年，瞿秋白在楼下厢房里躲藏过，不久也给拉出去枪毙；许寿裳更是周家 的常客，结果脑袋给砍得裂开来……

　　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鲁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为安定的十 年。平心而论，那也是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十年，而其间鲁迅密 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这些周家的家事，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但我们要分 清楚：教科书不等于历史。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但我要自己阅读它：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 我来一路试着分分开。

　　譬如，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 危险的年代。是的，鲁迅时代的世道凶险，今日青年极难想象，而那时的文人 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扰动国家，以至文人的危险，犹甚于今天的武人。但教科 书不会说：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 、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当时与鲁迅往来如瞿秋白、柔石、陈赓 、冯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话，不存贬义，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教科书告诉我们：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 列为通缉犯，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但教科书训条从来是单向的，大家 不要忘记：直到今天，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我们只要看看追随鲁迅的青 年：胡风、冯雪峰、萧军、川岛、聂甘弩……虽然没有被枪杀，但个个恨恨而 死，不得好活。鲁迅要能活转来写写他们，他必须为学生们的这种活法与死因 ，寻找别的说法。

　　这些鲁迅后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

　　鲁迅的早岁、中年与晚期，分别历经清政府、军阀执政府与国民政府。实 在说，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他是晚清官费的海归派，是民国初年的教育 部官员，后来走开单干，靠近左翼，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鲁迅的书被国民 党一直禁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胡适的书被新中国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九十 年代。不论怎么说，这两位五四人物终究不过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从最高道 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 的阵营中也不讨好，并不肯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 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较之于胡适，尤为异端。

　　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 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 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捡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 ，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 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为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 ，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我们看见，在政权与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 ，一面又洞见虚空，他所惊怵者，不是屠杀，而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所 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准烈士，但他洞见死神并不区分不同 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 、邹容到徐锡磷，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 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 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说过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话：“肩起黑暗 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里去！”文句是漂亮极了，可是说这话时，柔石他们都 还小，结果长大了，半夜拉出去给枪毙。

　　鲁迅害怕吗？非常害怕——教科书从来标榜鲁迅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 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与恐惧：早在军阀 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 这么杀人，自称“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则每遇凶兆就逃亡。这是鲁 迅怯懦么？当然不是。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 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

　　什么是死神？就是消失、乌有，是死亡本身。它不讲是非，不问对错，不 是阎罗王，不是上帝，不是命运，也不是哲学——死神，可能是这一切的总和 ，也是这一切的取消。直白的说，死神就是一具棺材，一具尸。罗兰·巴特写 道：“某日，下完了课，有人以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把死亡讲得如此单调 乏味。’”巴特的讲演说些什么，我不得知，但我从晚期的鲁迅那里得知，他 看破种种死亡的辩护，试图破坏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 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 瞒。鲁迅是这两种死亡观的大异端——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 ，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 化妆。在略微平静的时刻，他常以历史的体贴，指着统治方，给古昔的死者入 情入理评析他们致命的误会：在他晚期的《虐杀》、《隔膜》与《买‘小学大 全’记》等杂文中，他细数历史具体而微的祸端、言之有理的杀戮，给古往今 来种种死亡的名目与鬼魂赋予近乎滑稽的悲惨，甚于悲惨的滑稽——这是鲁迅 可怕的天才，他以浅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

　　鲁迅喜欢宣称失败。除了早岁剪去辫子的大快乐，我不记得他曾欣然写到 过胜利的向往与狂喜，而死亡的素材他却从来不肯错过：书写死亡，说穿了， 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中国古典作家直到五四作家群，我们很难找出一位 作家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像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 美学。

　　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我 总想悄悄诘问鲁迅：他的时代的现实，果真这么糟糕、黑暗，除了血腥还是血 腥？或者，在古昔、在他身后，偏偏只有他遭遇了最黑暗的时代么？

　　七十年过去了，来回看看，我们理应成熟而同意道：没有一个时代全般黑 暗，或格外光明。一如历来的政权夸示太平，并夸张敌党的危险——鲁迅也可 能涉嫌夸张了。以他罕见的资质：天性的、道德的、心理的、尤其是文学的敏 感，鲁迅一路搜寻并言说目所能及的死亡，而他果然一再承受朋友们不折不扣 的死。但在所有能够给出的答案中——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 —我仍然不能确定：究竟是鲁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这许多血腥的命题，还是 千百年来运行不息的血腥命题忽然遭遇了他？

　　这是彼此选择、彼此凝视、彼此周旋的关系：在鲁迅一面，死亡是他文学 的痛点，美学的核心；在死神一面，则既有这么一位敢于触问天机，贸然与死 神对帐的人，那就持续袭击这个异端，夺取他周围的若干生命，成全他，给他 灵感，看他怎样。

　　在所有死亡中，最夸张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终其生，鲁迅反反复复纠缠 于死刑之念——青年时代闻知秋瑾与徐锡磷之死，是死刑的一课；目击死刑的 围观，弃医从文，又是死刑的一课。当晚期鲁迅的青年朋友接连死于死刑，死 刑，早就是鲁迅欣然嘱目的图景。

　　这里，两位俄国作家的文学主题及有关死刑的经验，或者可以是参照：青 年托尔斯泰曾目睹死刑的执行，深受刺激；青年妥斯托也夫斯基曾经陪过法场 ，险些丧命——论慈悲，鲁迅接近托尔斯泰，虽然他从未目睹行刑；论阴暗， 鲁迅接近妥斯托也夫斯基，虽然他从未陪过法场。鲁迅说妥氏青年时期的初作 即充满“暮气”，其实他自己也是一样：极度敏感于阴惨可怖，敏感于死亡和 行刑，在中国，在中国的现代文学，鲁迅是第一人。

　　而鲁迅书写死亡的风格，一开始便即毒辣而透辟，笔法简骇，不动声色， 决不为死者说句软话，仿佛他就是死神——辛亥革命可歌可泣，鲁迅笔下不过 是一枚人血馒头；阿Ｑ死到临头，鲁迅引我们笑他画不像死刑签纸上的圆圈； 眉间尺的复仇过程亦属死刑的执行，描写人头砍落，惜墨如金，连文字都飞快 得不及看清，而油锅里三颗脑袋的追逐厮杀，写来神采飞扬——他自己说“故 事新编”多是游戏之作，并非谦抑，“游戏”一词未见得贬义，而他深味笔墨 的快感，只不便明说而已。

　　鲁迅研究者无妨搜索鲁迅杂文中提及死刑的大量词语及意像：杀头、剥皮 、斩决、袅首、示众、万人争睹，麻木的围观……在他的年代，死刑方式尚处 于前现代文明，有如扮相浓重的古装剧，耸动视听。我可恨读书太少，法国大 革命时期断头台天天忙碌，文学家怎样看？怎么写？与鲁迅关于死刑的言说相 比附，将会有怎样的异同与启示？而鲁迅要是读到福柯同志关于刑罚的史学， 将有怎样的回应？

　　当早年的死刑记忆搜罗殆尽，鲁迅经常借取报端新闻中关于酷刑与死刑的 报道，“立此存照”，发为文章，评述的语气一如以往，即便涉及共产党员的 遇难——如著名烈士郭亮——也照样用词严冷，不动声色。然而以上死亡多少 凭借间接的消息，鲁迅落笔，靠得是锐利的想象与内心的剧情。但很快他就不 必想象，并超乎想象——当砍头进化到枪决，游街示众改为秘密处死，而个别 判罪扩大为公开的镇压，鲁迅从横遭暴死的学生、朋友和知己那里，始得领教 什么叫做死神。

　　这时，鲁迅发现小说已不能承受死亡，从此开始直接书写有名有姓的死。 这是他新的人生经验，也是他新的文学经验：他以死讯的刺激换取书写的快感 ，以这快感，卸脱死讯的创痛，好比自制毒品，自己用。日常调侃中，死刑之 念也给他引来轻微的兴奋，在一封闲谈的信中他劝对方不要在意某本书无法出 版，他说：这总要比“子弹穿过脑袋”好得多了。而以调皮的口气讲述残酷， 从来是鲁迅的快感与天性。

　　但他到底黯然承认游街示众、袅首围观，并非如他蓄意攻击的那般残忍。 有如一再推翻自己早岁的意见，他发现真的不堪，是他在“略论暗暗的死”之 中所揭示的死者的“寂寞”。且看鲁迅这样写道：

　　“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 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我每当 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 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 更寂寞。”

　　而在生者的一面，这“寂寞”，不在世人不知道，而在明明知道，闷在心 里，不愿说，不敢写，更不能发表。此亦鲁迅的“寂寞”，所以“积习抬起头 来”，秉笔书写，使友人的死不至为市声淹没。未被书写的死亡，岂不等于白 死么？亡者身后的旅程，有幸者，是进入文学——鲁迅与死亡的真关系，追究 下去，其实是死亡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能够承载多少死亡？不入文学的死，太多太多了。古事说不过来，近 世，随举二例：我的祖父在国民党军中曾有一支湖南友军在解放前夕因叛变事 败，数百人就地解决，连夜活埋；沈从文晚年一再提起他少年时亲眼目击五千 名湘军被疑为叛乱，集体处死。在他的散文中便曾以另一角度描述少年时代目 击杀人，好比家常便饭……这些事告诉鲁迅，他会惊骇么？

　　可能会，可能不会。鲁迅饱读古籍，是从历史中刻意解读死亡的人。他的 解读总归同时兼有两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惊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他 人选择沉默，他叫道：看哪！又一条性命！他人激愤慷慨，他却惨笑，仿佛说 ：从来如此，我早就告诉你们——但我想对鲁迅说：除了不死的文学价值，他 的亡友们恐怕并不像他高贵优美的悼念那样，果真被赋予难以磨灭、难以剥夺 的意义，他们只是有幸认识鲁迅，而鲁迅偏是一位快意于书写死亡的人。历来 的烈士与冤鬼，何止千万，仅这几位，一死之后，有鲁迅给他们写写文章，留 在纸面上。在纪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 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说对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他也 说错了，因为被不断说起的其实是他的文章，而朋友的性命，如今只剩一种可 见的价值，即换取鲁迅的文章。

　　鲁迅看不起他的文章，他甚至看不起写文章这回事。到了笔写，已是末路 ，这是他常说的话。他以“坟”命名他的书，对自己的文章既顾惜，又达观， 与他对死的认知，如出一辙，因他洞见文章与性命同样，终不免消亡。他写道 ：“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垅中 ，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尘，并纪念也从人 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写下这些时，鲁迅想必得意，得意于又一段好文字。而以亡友性命换取的 这些文章，又换取了什么？

　　斯宾格勒曾经说：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文学会将俄罗斯引向过去，引向东正 教；托尔斯泰的文学导致革命，与社会主义。假如我们同意这样的意思，那么 回看中国，譬如，胡适的主张可能引向至今未见端倪的民主，鲁迅的文学则天 然地襄助革命。为什么呢？前面说了：革命颂扬“牺牲”。近世中国，有谁比 鲁迅呈现过更为精彩的死亡文献？而革命果然成功了。理所当然地，在他身后 ，他的文章实在是革命求之不得的大礼，他的姓名，乃成为革命的人质与祭品。

　　有幸而不幸，鲁迅与托尔斯泰均死在本国革命的胜利之前。这两位异端都 应了鲁迅说过的话：“一瞑之后，言行两亡”，此后的俄国，谁再敢写信劝皇 帝：“你悔改吧”；此后的中国，谁来出面津津乐道谈死亡，而且是美文。

　　最后，便要说到鲁迅自己的死。

　　鲁迅之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长期沉溺于毁损健康的作 息，拒绝休息，不肯疗养。他不是寻常意义的利他主义者，但也不肯利己。他 确曾试着活下去，像一位人子与人父，同时存心熬干性命，朝死路走——文学 塑造角色，而伟大的文学家终于被他的角色所塑造，晚期鲁迅，乃成为他笔下 所有亡魂在地下瞻望的那个人。关于亡友，关于他心照的死亡，他似乎话已说 尽，于是便有那篇关于自己的死亡的短文。

　　“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么？”

　　他写道。语气平静。仿佛中低音。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 自己弄到死：没有恐惧，没有遗恨，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 胆的自弃。

　　鲁迅死了。没有理由为他伤感。论死因，那是当时普遍的肺病，不算格外 稀有；论寿命，虽不长，不能算是夭折；论迷信，陨殁过程不及两天，痛苦有 限，诚属善终，是民间舆论的“好死”；论家族，则周家七十年来子嗣兴旺， 儿孙满堂，所以论“命”，鲁迅之死比五四一代牺牲者及他身后几代文人的各 种死法，简直天差地别。

　　鲁迅的葬礼，虽非国葬，犹胜于国葬。此后三易其墓，世纪以来中国文人 的葬礼与光荣，无人望其项背。七十年来，鲁迅一步一步被利用、被神化、被 曲解，被架空，是另一大话题，但鲁迅配得上当年的葬礼与哀荣——近来我翻 阅孔令镜的女公子编写的图文集《痛别鲁迅》，才知道当天抬送遗体下楼的是 租界殡葬馆的外国人，才知道十几位扶棺的文学青年当时事后，争执不休…… 我凝视这个人的葬礼，又想到死神与他的关系。

　　死神宽待鲁迅，给他好好的死，也总算送走了中国地面上这位纠缠死亡的 人。死神了解鲁迅，一如鲁迅了解死神。但人间了解鲁迅么？覆盖鲁迅遗体的 大旗帜写着“民族魂”，真是大误会、大讽刺。单说死亡命题，这个民族喜欢 思考死亡、敢于谈论死亡吗？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说— —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不是民族魂。

　　我猜，鲁迅知道身后将迎来大讽刺，所以他决绝——“埋掉、拉倒”，“ 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这是他遗嘱中最先想到的话。他是“鲁迅”呀——此 刻，我又想到当年周作人的话——怎可能“拉倒”？怎可能不纪念？鲁迅偏这 样说，那是他醒豁，也是他伟大的“嗔”。在与死亡和解前，他要再此申说他 与世人世事的种种不和解。“由他们怨恨去吧，我一个都不宽恕”，看来在死 床上一路想想，他最后念及的是他认为厌恶着他，也为他所厌恶的人。

　　那是广义的厌恶，广义的决绝，是对人世无话可说的爱。在我读过的临终 之言中，格外心仪西班牙导演布努艾尔的话，大意是说：死便罢了，但最好每 年让他从坟墓里溜出来，买几份报纸带回去，看看人类在他不在的时候又干了 些什么卑鄙愚蠢的事。说了这话，布努艾尔还没忘带一句，说他痛恨报纸与媒 体。

　　少年时又曾读到戈宝权编译的《普希金文集》，说到诗人死前过着近于自 暴自弃的宫廷生活，完全不知道多少读者爱着他，敬重他。在他出殡的日子，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守候他的灵柩——七十年前，鲁迅自言自语，叨念那 些怨恨他的人，“一瞑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围拢来，给他鞠躬，与他永别。 葬礼的回忆录写到有位瘸腿小男孩，七八岁，一瘸一瘸走到鲁迅遗体前，站着 不肯走，鞠躬再鞠躬。小孩怎可能懂得鲁迅呢？此后新中国茫茫人海中，这孩 子在哪里？

　　冷看死者身后的人间相，鲁迅多有刻毒而厚道的深论；而揣度自己死后的 情状，鲁迅也究竟说过软话的，然而还是他一贯的顽皮相。在《阿金》这篇短 文中，他忽儿笔锋一转，谈到他死后：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得起 同乡会。

　　夹在描述作天作地弄堂娘姨的词语中，这是顺口一句玩笑话，然而有深意 ——国民党检查机关特意删去这段话，因政权最怕的是聚众——那么，我所谓 的“深意”是指什么呢？

　　姑且不去追究吧，但何止同乡会。七十年来，我们开了多少大大小小鲁迅 纪念会与研讨会——刘和珍在哪里？柔石在哪里？瞿秋白在哪里？他们也死了 七十多年了，要不是鲁迅的文章，如今谁还认真说起这些被子弹穿过脑袋的人。

　　这篇讲演已经太长了。我们开这些会，纪念鲁迅的什么呢？去年在鲁迅纪 念馆讲，我只怕老先生从隔壁故居走过来；在今天的会场，在空中，鲁迅先生 恐怕又在笑我们。当然，他自己照例不笑的——当我说鲁迅“好看、好玩”， 会不会涉嫌夸张？此刻艰难地陈述他与死亡的关系，是不是亦属强词夺理？

　　最后，仿照鲁迅的说法：我谨“发愿”——将死亡还给死亡，将鲁迅还给 鲁迅。

【附注】　此文成稿后，请教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孙郁先生：是否有其他学者 或文稿专门写过鲁迅与死亡的问题？孙郁先生说，日本人丸尾常喜写过一本书， 也谈到相似的话题，叫做《人与鬼的纠葛》，五年前译成中文，但此前我不知 道这本书。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