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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迅 与 死 亡 (上) ——在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大学人文节”暨“鲁迅新文化周”讲演
这是个黑暗的话题。我们纪念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可以取这样黑暗 的话题么?我想来想去,在中国,没有人像他那样公布内心的黑暗,而且最擅 于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说出的意思假如不得体,还请大家,尤其请 海婴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难做人、做人难:除了血缘,鲁迅几乎不是你们的 家人。他的声誉,还有一代一代像我这样的外人,永远拿“鲁迅”这个名字打 搅你们全家。我这里忽然想到海婴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件旧事。说是当年国难当 头,有人责难周作人先生为什么不肯离开北京,他说,我要抚养一家人,并指 着老太太说:“这是鲁迅的母亲呀!”听那说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亲。 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读了,却发笑,而且认真想了想:我倒是愿意揣想 海婴的叔叔并没恶意:当人家以“国事”威胁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 事”——即“鲁迅的母亲”——与国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 哥哥多么重要,重要得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大符号。而抚养这符号的母亲,的 确可以是他辩称留京的理由之一。 昨天有幸与海婴父子交谈,又听了令飞讲演,这才清楚周家后人几十年来 的难处——鲁迅的骨血,亲子孙,如今对鲁迅的后事没有一点过问的权力。周 豫才不再是周家人,一谈鲁迅,等于谈国事。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早就 被霸占,被百分之百地“国有化”了。 扯远了。请海婴父子原谅。现在我来说我的话题:“鲁迅与死亡”——死 亡,不是家事,不是国事,是我们都要遭遇的事。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过了一个多月,他真的 去世了。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 中遗嘱的最后两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志铭与临 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两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让他们怨 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我的问题是: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两句话么? 当然,要是拿教科书去解释,拿鲁迅的时代去核对,拿世俗的道德观去谴责, 几句话就可以解释——同时消解——这两句话。我现在不想、也不能给出自己 的理解,我只是猜: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伏尔泰读到,拜伦读到,尼采读 到,裴多菲读到,萨特读到,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 ,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贄之流要是读到了, 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 这两句话没办法。为什么呢?这是不该追究、不容辩说、不可就事论事的话。 我知道,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好人”们讨厌鲁迅、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 ——为什么不宽容呀,为什么主张怨恨呀,为什么心胸狭窄,不肯“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听到这类意思,心里就想:好吧,你们去怨 恨去。 西洋基督教的所谓“宽恕”,固然催人警醒,中国有人居然说是“一个都 不宽恕”,又是一种警醒。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那位法国 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请来教士,做 弥撒,还留下两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 听话。”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将近三百年前的欧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国 人;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一个都不宽恕”,这不是很 有意思吗?只是蒙田这话是在他死床上说的呢,还是像鲁迅那样事先写好在那 里,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读到鲁迅这两句话,他的脑袋会怎样想。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 ,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说,世上太多了,中国当代新文学的时髦之一,就 是动辙将主角置于死地。可是谈论死亡,则在现代中国,我不知道还有谁写得 比鲁迅先生更好看、更隽永、更耐读。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类,而一旦 写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进俗套:或娇饰,或夸张,或滥情,极容易流入浅 薄,以至轻佻。诚然,写他人的死,容易感动自己,甚而为他人所感动。其实 就文章论,再是难写不过,因为心态毕露;更因为追记死者,是对于写作的严 厉考验。你与死者怎样情深谊长,你怎样有名位,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便会 漏自己的底。小范围看,譬如我们文艺圈内几十年来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几 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读不下去。读下去,也不能怎样感动,顶多是得知一点死者 不死便难以知道的故实。与死者,与文章的美,并不相干。 古文祭悼的经典,不去说了。近百年来凡哀悼与纪念的篇章,具有文学的 大价值,值得一再一再诵读者,我愿武断地说,几乎全在鲁迅名下。 莫非这是鲁迅的命?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发现应时因事,他也有急就 、疲惫、略显潦草的篇幅。可是写到死亡,鲁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大 显骨子。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字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 ,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 ——《纪念刘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 今,单就文章论,却是一路写着,激昂上去了,平下来,再激昂上去了,又平 下来。到了纪念柔石他们,语调苍老,无以复加。听说柔石身中十弹,鲁迅只 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而明明是在纪念,却说是“为了忘却”,以文笔 论,何其高明,以身世论,却是平白的老实话——我这里也来补一句实话:近 时读到一种史料,方才知道柔石他们是究竟怎样被告密而丧命的,一读之下, 我立即想到鲁迅。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他会说不出话。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说的,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 关系。鲁迅的角角落落,被几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约都讲过了,我不晓得这 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如果有,便算我无知——直白地讲,这题目,就 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许多位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 命、死得好惨,用文雅的说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 边的死亡名单,算了算,大致十五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确,敬请专家指正: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鲁迅的命?谁在算这命?如果说太迷信,我们 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那么,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为什么是 象征? 我没有答案。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 物,有几位的命运,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因为他,或者不因为他,而死于 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泽东,还有毕加索。大家知道,毛润之的亲属, 六位死于革命,包括长子,后来,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毕加索,则死前说过 一句大不祥的话,他说:“我的死将如海难,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结果, 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杀,一位儿子以车祸自杀,第四位情人死于疯人院,最 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举枪自杀。 我们考察乱世,或者相信传统所谓“命凶”之类迷信,便发现总有一些倒 霉的人,不断承受亲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操办丧事 ,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在某种职业如军人、警察、 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黄埔军人 ,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目击太多死亡,从不谈起战争;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 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几十位家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文人、雅士,尤其 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类似的个案多不多?倘若在乱世,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 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能不能成为一个 话题?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 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 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 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譬如,将范围缩小 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 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 、钱玄同、马幼鱼、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摹、谢冰心、陈西滢……在这长串 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 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现在我们来详细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说死因:十五人中,鲁迅的父亲、陶元庆、陈师曾、韦素园、萧红这五 位,因病夭折,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见,或许可以从这份名单中剔除,而其 余十位,则个个属于非正常死亡。 范爱农的溺死,据鲁迅揣测,是自杀。刘和珍,典型的死于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枪毙,其死罪,当时属于“谋乱”,正面的说法是光 荣就义,中性的说法,是死于政治斗争。 另三位死于谋杀:扬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说了。郁达夫的死也著名, 不说了。少被说起的是许寿裳老先生,他于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因计 划写作鲁迅传,为当局所忌,于1948年遭遇暗杀。我在纽约读到一份相关 资料,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杀者砍破头颅。15位死者中,他是唯一一位 死因与鲁迅有直接牵连者。 陈仪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湾省省长,直接负责二二八镇 压,后调任浙江省省长。1949年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意图劝汤恩伯转 变,事泄,以谋反罪被枪毙。山东画报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专文述及,并 附死刑照片。只见陈仪身体胖大,西装革履,若无其事。没有捆绑或手铐,相 关记述中也说他临刑镇定,被特许独自清理文件,交代后事。 最后两位,郑振铎遭遇空难,亦属死于非命。周作人的死,则应了他晚年 刻印的字句:“寿则多辱”,被红卫兵折磨而死。 再说这些死者与鲁迅的关系。 十五位死者中,两位是鲁迅的血亲,即父亲与二弟。童年丧父对鲁迅毕生 的影响,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丧父或丧母,或丧双亲。手 边没有资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适、高尔基、托尔斯泰、海明威,罗兰·巴特 ,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鲁迅当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 革的发生,必有大感慨。 范爱农,鲁迅早年的同学与挚友,鲁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 悼念诗。以我的偏见,《范爱农》一文,妙不可言,纯就文学价值论,尤甚于 他纪念刘和珍与柔石的文字。 陈师曾,画家,陈寅恪的哥哥,与鲁迅是留日同学,回国后同在教育部任 职。鲁迅一生多有画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日后出版《北平笺谱 》,还写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陈是齐白石最早的识赏者,将他的画携去 日本展览销售,被齐白石视为恩人。 陶元庆,鲁迅小说集的封面设计者。鲁迅最为传神的两件肖像,我以为一 是司徒乔先生画的遗像,一幅,便是陶元庆的木炭笔肖像。陶君死后,鲁迅自 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情谊非同一般。 刘和珍的死,因鲁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惨案的其他亡灵显得次 要——这是文学的诡谲,也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的诡谲,下面还会说到。不过 近年有文论说刘和珍是鲁迅的暗恋者,我以为是好事之论,不足道。即便是, 也非鲁迅痛悼的理由。 韦素园、萧红是鲁迅著名的忘年交。对前者的死,鲁迅纪念专文中出现少 见的哀惋。后者的死,鲁迅不知道,以他晚岁与二萧近于亲昵的交往,可知对 萧红的赏识与欢喜。 柔石与瞿秋白之死于鲁迅刺激之深,不必说了。历来,鲁迅与瞿秋白关系 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瞿秋白临刑前的《多余的话》,才是他,也是共产运 动史真正重要的文献。在另一面,则瞿秋白所能达到的深度毕竟有限,与鲁迅 不配的,而鲁迅寂寞,要朋友。这两位江南人半夜谈革命,和当时职业革命家 是两类人格、两种谈法、两个层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 又是怎样谈、。我所注意的是,鲁迅与他这位“知己者”都不曾梦到身后双双 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围,并双双拥有阔气的坟墓,一在南,一在北。结果八宝山 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间被砸毁——两座墓的命运,也可窥见两位“知己”的真 关系。 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或者如他所说,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 么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杀径赴悼唁的细节,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 以上死者死于鲁迅生前。以下几位,则死在鲁迅身后,为什么也要说呢? 因为他们与鲁迅生前的关系,以及在鲁迅死后的结局,同样构成环绕鲁迅的死 亡图景。 郁达夫,是“创造社”中唯一一位与鲁迅熟昵无间,不存介蒂的人。又是 十五人中唯一一位死于外国侵略者之手,结局之凶,犹甚于鲁迅生前所目击的 朋友的死亡。 许寿裳与鲁迅的终生情谊,超越老同学关系。在古代,是要树碑立传的。 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传。鲁迅死,多少人以守护鲁迅为终生职志, 忠厚耿介如许寿裳,是唯一为此丧命的人。 郑振铎与鲁迅的友谊比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于空难,毕竟可惜。 值得一说的是陈仪。假如我没记错,他是鲁迅留日同学中在国民政府任职 最高者。鲁迅与他什么关系呢?在日本,许寿裳、陈仪两兄弟是和鲁迅极要好 的同学。鲁迅晚年生气时,常会说:“我去找陈仪当营混子去!”若交谊不深 ,他断然不会讲这种话。鲁迅通信集不见两人的书信,以陈仪准国民党官方身 份而不见于鲁迅研究资料,并不奇怪。如有学者熟悉此人,我极愿请教。有他 在,鲁迅交友录才能比较地非政治化,对于认识民国年间人物关系的真相,多 有助益。 这十五位死者,除了至亲,分别是鲁迅的老友、挚友、良友、晚生。而其 中被镇压,被枪毙,被谋杀的暴死者,竟多达七位,这种遭遇,任何人哪怕只 经历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而与鲁迅有涉,死于死刑的人数其实还可加 上四位:譬如与鲁迅缘分较浅、同柔石一起被难的殷夫、冯铿,譬如他从未谋 面,却将死牢里写成的遗作辗转托付给鲁迅的方志敏。论到五四战友,我们不 该忘记死于绞刑的李大钊。 另有一位青年摄影家沙飞,与鲁迅交谊甚浅,却为我们留下鲁迅最后岁月 的珍贵照片,说来离奇。他也死于死刑:三十年代末,沙飞赴延安参加革命, 解放前夕因病中的疯狂在医院亲手枪杀一位日本军医,破坏了战后中日关系, 不得已,被我军就地处决。我手边有他女儿赠送的《沙飞影集》,开首即是他 拍摄鲁迅参观木刻展并与左翼青年笑谈的著名照片。结尾,是沙飞当年在河北 就刑地点的照片,附当年战友与死刑执行者的详细回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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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on 2006-07-21) | 上 | 下 | Issue Table | Front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