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北京的所谓“文化记忆”，是从北京朋友那儿零星听来的。譬如１９ ８６年我与阿城在纽约的一次闲聊，可以说来大家听听。

　　他说起他一位中学同学的祖父，曾是大清国禁卫军的老兵丁。这位老兵丁 对孙子说，他在紫禁城城门口站岗，皇帝出巡，兵们就齐声高叫：“吾皇万岁 ！吾皇万岁！”

　　老兵丁当上禁卫军那年，十八岁，光荣极了。那时已经有照相馆，他就特 意穿着全套军服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当胸绣着斗大的“勇”字。不久大清帝 国灭亡了，可是老兵丁一直珍藏着自己光荣的禁卫军照片。解放后，这枚照片 不能挂出来，老头子还是珍藏着。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这 枚老照片当然被抄没了。老头子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呢，他就顺着胡同摸到红 卫兵聚集的一处院子，看见许许多多抄家物资堆在院子里，准备一把火烧掉。 老头趁个空子溜进去，居然找回了自己的照片，揣在怀里跑回家，一路庆幸， 高声叫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阿城还认得从前宫里的老太监，老太监有自己的“文化记忆”。譬如皇帝 幸临宫女，是夜里点了牌子，宫女脱光了，由太监扛进皇帝的房间。这些情节 ，我在李翰祥导演的清宫电影里看见过，可是据老太监亲口对阿城说，皇上行 房，太监们围着伺候，到一定的时辰，太监会跪着提醒：“皇上注意身体！皇 上该休息了！”

　　又譬如琉璃厂，如今还在。阿城说，在他小时候，也就是５０年代初，许 多店铺后院房内还雇着不少穷文人专门抄写文物文件，写一笔好字。一千字的 工钱，好像是一两毛钱。

　　这些细节，在我这上海人听来，真是有意思极了。可是北京朋友中，似乎 也就阿城格外知道、格外留意这类事，其他北京朋友的“文化记忆”，十之有 九可就是解放后的新北京了。

　　譬如刘索拉说起她的高干朋友们，有些关节我就不能立刻听明白。譬如索 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儿的孩子”，说起她自己，却说“咱们是胡同里长大的 ”。什么意思呢？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索拉分明是高干子 弟，她的亲叔叔是鼎鼎大名的刘志丹——我终于明白了，就因为刘家官位高， 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几百户军属的“大院 儿”高级太多了。

　　我记得１９７８年来北京上学，有一天在哪座楼顶上往下看，看见一户完 整的四合院正在大装修，雕梁画栋，油漆一新。一打听，说是刚任命的文化部 长黄镇同志马上就要搬进来。

　　上个月有朋友在鼓楼附近一家“竹园”宾馆请吃饭，进去一看，好气派， 亭台馆榭，古木繁花，一打听，原来是康生的旧宅，昔日的王府，早先的主人 ，曾是有名的小德子与盛宣怀。

　　再譬如老同学吴尔鹿，八年前在国子监街买下了自己的四合院，种满花草 ，给我讲起北京老四合院的说法，我记得这么两段，一说是：“天棚葡萄金鱼 缸，肥狗壮丁胖丫头。”另一说是：“房新树矮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

　　下面我倒可以说说我对北京的“视觉记忆”。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１９７ ４年，为了看“文革”期间的全国美展，刚到美术馆，人山人海，原来江青同 志才来视察，刚离开。群众纷纷语告，在工农兵的画面前，江青说：“什么叫 艺术，这就是艺术。什么叫伟大，这就是伟大。”

　　那时，北京的旧城墙早已拆干净了，全城的四合院一户也没拆，绿树成阴 。京津唐大地震还没发生，所以四合院不像后来成了破烂混杂的大杂院。“清 明节”天安门运动也还没发生，所以天安门广场非常空旷。当时的长安街还走 着骡马大车，所有人穿着中山装人民装，所有街面或楼道都堆着大白菜。除了 故宫天坛颐和园，北京到处挂着国家机关的门牌：国务院、外交部、统战部、 财政部、宣传部、总政治部、中央军委、警备区司令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 人大、全国政协、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等等，等等，等等。

　　多年后，我在安东尼奥尼题为《中国》的纪录片里看见了六七十年代的北 京，空旷，荒凉，沉闷。我看了，居然很亲切，那是我这辈人关于北京“文化 记忆”的经典版本。概括说来，北京不是明十三陵，１９７２年，选自法国７ ０年代摄影集，清帝都；而是一座共产党的城市，一座被共产党成功地乡村化 的城市，一座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城市。就像今天电视里出现的朝鲜平壤， 空旷，荒凉，沉闷。

　　但在一小部份准共和国青少年的记忆中，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 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 住在北京哪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 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 委，是中央还是中央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等等，等等，等等。

　　他们说起朋友时，十之有九不是朋友的名字，而是对方家长的名字，这些 名字不用介绍，譬如刘少奇、邓小平、邓颖超、陈毅、彭真、叶剑英，等等， 等等，等等；另有一批家长的名单也无须介绍，譬如郭沫若、老舍、曹禺、胡 风、郑振铎、吴祖光、徐悲鸿，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一批名单恐怕也无须 介绍吧，譬如傅作义、蒋光鼐、梁启超、梁漱溟、章乃器、黄炎培、马寅初、 梅兰芳、齐白石、张伯驹，等等，等等，等等。

　　在上海、台北、香港以及海外，也住着不少民国共和国政要名流的後人， 但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北京这样，密集居住着这么多历史人物的家属。他们有 的闭口不语，从不说起以上人物，有的对于上代未曾公开的轶事或屈辱如数家 珍。今日出版盛世，你可以在无数书籍中读到北京的“文化记忆”，可是很难 读到关于以上人物真实生动的描述。

　　譬如今年初夏，北京播放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其中袁世凯的长 子袁克定，解放后借住亲戚张伯驹家里十六年，死在张家。大家知道，民国年 间张伯驹变卖房产，购买晋唐时代的稀世文物，解放后又将文物捐献国家。可 是他晚年怎样呢？我有一位京城朋友曾是张伯驹的忘年交，说起这位民国公子 的最后岁月——７０年代末，张老先生每天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 对着所有节目张嘴傻看，除了吃饭，一刻不离开，直到夜里上床睡觉，直到死 ，天天如此。

　　我们应该请张伯驹之流来参加这次会议。但从他晚年的故事中，我们看见 ，北京的文化记忆，他个人的文化记忆，在他身上似乎冻结，终止，没有意义 了。

　　我不懂历史，更谈不上北京的“文化记忆”。我对北京甚至一点也没有“ 都市想像”——北京的“都市想像”可不是谁都可以“想像”的，它需要的根 本不是“想像”，而是权力——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首先是 ，也只能是毛主席的“都市想像”，例如拆毁城墙、到处建立苏式工厂之类， 而他的想像全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的“都市想像”是历任市长譬如陈 希同、张百发，以及今日王岐山等等连同大群开发商及所谓国际建筑大师的宏 伟“想像”，例如“民族风格”的建筑大盖帽、拆毁胡同四合院、起建歌剧院 、奥运会场、中央电视台之类，他们的想像，也全部实现，或正在实现中。

　　总之，在北京，我看不出北京居民的“都市想像”。北京居民的义务是尽 快配合大规模迁移，他们被“请”出北京，落户郊外，将他们在北京城所剩无 几的“文化记忆”尽快抹杀干净，实现政府的“都市想像”。

　　算回去，民国北平的“都市想像”，是将古老帝都改造成一座初具规模的 现代城市；１９４９年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 改造成革命化、军事化、乡村化的城市。１９７９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 ，是将这座点缀着古都遗迹的准共产党城市化妆成香港化、美国化的摩登城市 。今天，北京以无数欧美城市、街道、小区的名字，命名北京城无数角落—— 北京过去二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北京的想像力、全中国的想像力，甚至全 世界的想像力。

　　自然，“都市想像”也意指反方向的，历史的想像，在字面上可与“文化 记忆”是一回事。我不是学者，以我的十二分非专业的定义，只要发生过的事 情，哪怕是关于昨天，都应该算是“记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甚至宣称 “未来也是记忆”。可是诸位知道，关于北京的想像也好，记忆也好，只要是 在北京地面上，最好不要随便“想像”。大致说来，越是遥远的、消失的人事 ，越是安全的、可说的：越是切近的人事，则糊涂一点，能不说，就别说。

　　胡风在１９４９年写过一首献给新中国的诗篇，其中有一句话：“时间开 始了”，意思是说，１９４９年以前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哪来记忆呢？

　　五十四年过去了，情况与胡风的意思正好相反：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时间 ”与“记忆”循序恢复了，反而是“时间开始”后的这五十四年，还是最好不 要随便记忆吧。今天，我仔细看了本次座谈会的每一篇论文题目，“时间”全 部指向１９４９年以前，全是被准许的“文化记忆”。

　　这很像是老人的记忆：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记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记 得越清楚。北京是一座古城，或许正需要这种“局部失忆”的记忆。也好，北 京的变化，是持续消除记忆的过程，我们先来试着恢复纸面上的零碎记忆吧— —那位前清的老兵丁尚且终身守护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这位大清国 的禁卫军小兵丁好好学习？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