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 画、 图 象 与 学 术 行 政 化 (下)
—— 某 刊 物 与 陈 丹 青 的 对 话


·陈丹青·


:我有几位在绘画界有影响的年轻朋友,是新生代比较活跃的力量。我 问他们,你们的绘画语言是来源于生活体验,还是其它什么。有人犹豫了一会 儿,最后承认来源于视觉经验。我紧接着问,是来源于现实的视觉经验还是印 刷品?他们坦然承认部份经验是来自印刷品。什么是一手现实,什么是二手经 验,这是一个简单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身处信息发达的当代文化场景,我们 很多经验都是二手的、间接的。如果走在二手经验里而不自知,就很容易迷失 架上绘画的主体和本源。究竟画照片和利用照片的区别是什么?当代中国画家 很容易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新生代的画家们借助照片,有的甚至直接用投影 机将照片投射在画布上,公然宣称找到了架上绘画的新的可能性。

  陈:写生也好,用照片也好,两种做法都可能画得一塌糊涂,也可能精彩 绝伦——看你是谁,看你会不会“观看”,看你怎样利用“观看经验”。善于 观看并放手利用图像者,相对关心“画什么”,不太在乎“绘画性”;“绘画 单一思维”则追究“怎么画”,不注重作品的“生活”、“感受”与“激情” 。二十多年来,绘画创作无非在这两种偏向之间倾斜游移。而这一切,归结于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你为什么画画?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国中玩纯绘画或玩图像的好手,其实不少,但未必入我们的眼。本届油画 展有位天津于小冬,画面人物众多,驾驭娴熟,很有“生活”,很生动,什么 奖也得不了,因为我们的“架上绘画”关心似是而非的“创新”和“形式感” ,其实形式感无非是“卡通化”、“图像化”。真玩图像呢,也不入眼。当年 政治波普早期作品就很棒,年轻一代如钟飙、张建,还有不少名姓我记不确, 都各有意思。我佩服东北王兴伟,他比纽约马克·坦希更自由,更泼辣,我们 私下交谈,他对传统绘画的见解精准,去年忽然给我手机发个短信,说他迷上 了董其昌。

  我认识好几位在野艺术家,出了学院不再画画,但绘画观相当中肯,思路 宽,在文化大框架中看待绘画。

  我还是这意思:绘画不可说,你给我三类作品,一是写生,一是部份利用 照片,一是直接画照片,我仔仔细细指给你看三者的区别。有道是“空口无凭 ”,中国绘画界一大绝症是没有美术馆固定陈列,清谈空谈,“空口无凭”。 此刻我的议论也无非是空谈。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现在市场上操作得比较好的恰恰是画图 像的这批人。他们的成功究竟是绘画艺术的成功,还是个人的成功?究竟在多 大程度上能代表架上绘画的发展前景?

  陈:没有人能“代表”今日绘画的“发展前景”,我也不关心谁“成功” 了。重要的是面对什么问题,以及怎样面对问题。

  政治波普那批画家很清楚是在制造图像,他们不强调“绘画性”。真要讲 究“绘画性”,必得听从“第一自然”,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都是写生加想 像。前述于小冬的问题还是有照片气。刘小东也有照片气,我说你他妈多好的 手眼功夫,尽量写生吧,他说太麻烦啦,可是偶一为之,譬如本次大展那幅浑 小子赤膊就是当场写生,效果大不一样,生机勃勃,画意淋漓。我画了十几年 照片,对照片气太敏感了,手里捏张照片一笔笔跟着描,想的却是“纯绘画” ,结果颜色调子一看就是柯达胶卷冲印效果。真要“纯”,你看弗洛伊德70 岁自画像,色调的关系、量感,全是从真空间真物质反反复复寻找出来,那幅 画俨然写生宣言,严守绘画伦理,是个脱光衣服的唐·吉珂德。

  另一端,则是达达、杜尚、普普、多媒体……不强调“绘画”,强调“视 觉”,不管伪经验真经验,凡是眼睛看到的都是经验,都作用于创作意识,因 此都可以转化为艺术。用照片没关系,知道就好。沃霍、理希特,存心用照片 ,一线之隔,一念之差,路就宽了。但以上都是西方的故事。中国是另一套— —说到这里,咱们从“油画研讨会”离题,谈谈美术界普遍的“行政思维”与 “学术行政化”。

:你从油画问题忽然谈到学术行政化,是比较难以理解二者的关系,能 否正面阐述你所谓的“学术行政化”?

  陈:“单一绘画思维”其实缘自“单一权力结构”。五十多年来,行政地 位决定学术地位,行政手段推广文艺,大家习以为常,而今日的行政学术化超 过以往任何时期,因为直接关系到生存:得奖,评级、学位、晋升、分房、加 薪……非同小可。我写发言稿一再警告自己别扯远了,可是顺着写下去,深感 问题不在学术,而在生存。

  你能想象塞尚、杜尚、沃霍、理希特当行政领导吗?能想象大批评家德里 达、巴特尔同时是处局级、司部级干部吗?在我们这里,你面对一位艺术家, 很可能面对的是一位领导;你被官方展览取弃,直接关系到你怎么在当地混下 去。有位中年画家参选本届油画大展,问我该去找谁?谁带去?什么时辰去奏 效?什么礼物或措辞比较合适?当然,还有什么画法比较保险或冒险?他说: “丹青啊,我快精神崩溃了!这关系到我的职称,关系到老婆户口,关系到我 一辈子啊!”

  我怎会不知道。但我还是惊讶:文革时,所有画家听命于中央高层,今天 ,决定画家命运的就是画家,大家既是前后届同学,又是上下级关系,你怎么 弄?你听从艺术还是听从领导?按理说,你画得差,应该否决,画得好,应该 上,可是谁说了算?

:时髦的词——市场,“行政文化”还相当有“市场”。

  陈:应该说还有“势力”。行政势力不是指强权,而是无所不在的利益结 构与游戏规则。在日益严峻的市场化趋势中,艺术家必须共同维持这结构与规 则,否则饭碗怎么办?二十五年来学院出炉的一届届艺术学生高达五位数,社 会吃得下这么多不事生产的人口吗?

: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纯粹的画家,看了文章有两个感受,一是你豁出 去了,敢说真话;另外,你也否定了当下“架上绘画阶段性的繁荣”,你觉得 中国架上绘画的可能性和前景是怎样的。

  陈:请原谅,你这问法就是“行政思维”——“前景”如何,“繁荣”与 否,这是行政报告词语。我岂敢“豁出去”?我只是缩回来,吞吞吐吐弄几句 “语言写生”,略微勾画我看见的情景。

:你觉得这局面可以通过学术反思和艺术批评来逐步改变吗?

  陈:“饭碗”岂能反思!行政文化就是权力文化,学术活动就是权力仪式 。按理说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蹭会场的青年艺术家没有职衔、级别,贴墙 根儿坐着,从头到尾不敢吱声。谁禁止他们说话呢,可他们自动噤声,小小年 纪就知道利害,提前世故。

  二十多年前,艺术家之间比现在平等多了。我们小知青流窜北京,美院老 师拉个板凳一起谈艺术,画摆出来诚心诚意互相提意见。他们名满全国,可是 真率质朴。这种教养品格到我这一代普遍失落了。我看,“逐步改变”的恐怕 就是这种艺术家之间的真率质朴吧。

:我看最近似乎批评界更活跃。批评界在今年的热门话题就是“批评与 自我批评”,你怎么看待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陈:去年上海开批评家会议喊我去,我写了发言稿《批评与权力》,大意 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句话是组织生活专有名词,对应“人民内部矛盾与 敌我矛盾”,和“文艺批评”不相干,只因几十年泛政治生活,遂成日常口语 。我真奇怪号称前卫的批评群体居然会使用这个词。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只 有一个“美术界”、“批评界”,它不可能遭遇来自外部的批评,理所当然地 ,单一结构一旦发生“内部矛盾”,于是说:让我们“批评与自我批评”吧。

  真的多元结构是权力遭遇权力,批评遭遇批评,大家自会互相叫板,根本 不用自我批评,上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中国当真有过这样的批评空间、批 评文化——现在有真批评吗:行政结构、人际关系、政治国情,这三样东西你 动动看?所以当代批评乃是大规模装饰性文本,如此而已。会议主持人说到“ 批评家不要依附体制”。我明白他的苦恼,可批评家群体就是体制,不然怎能 坐在四星宾馆开会?你不依附“体制”?那么请下岗。那天也有位哥们儿当即 反驳,说我没有“统计学”依据。我真希望我在胡说八道,于是请与会单干户 举手,结果在座四、五十人只有三个单干户举起手来。老栗落草单干,那才叫 不依附体制。

:这几年策展人活动比较活跃,他们是否有足够实力与体制分庭抗礼? 能否在艺术环境中为中国当代艺术营造出良性的发展空间?

  陈:策划人弱化了“官方形态”,强化了“行政格局”。“分庭抗礼”? 他们本身就是“庭”,就是体制。85运动与90代,在野与官方还有分际, 相对“分庭”而“执礼”,是一互动局面。近几年,部份作为“先进文化”的 “前卫艺术”被迅速“代表”,国外直接找策划人,他们具有双重权力:对外 摊出艺术家名单,对内拥有展览、杂志、组织等全套行政资源。就国情论,这 是好事,不然当代艺术不可能“合法化”,不可能办这许多活动。

  但是原本暧昧脆弱的“多元”散点再度被单元结构整合,我不知道是否“ 良性”。真的“良性发展空间”是自生自灭、越散越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上海、重庆、延安、香港、国外,只要你想去,去得了,随你便。徐悲鸿、 刘海粟那代人开学校、办杂志、兴画会、出言论,“发展空间”之大,谁领导 ?谁策划?

  《南方周末》讨论足球得失,原因分析了半天,有位老同志说着说着说走 了嘴:人家足球为什么踢得好?人家上头没有一个“足协”,没有“体委”啊 。

:我们杂志去年发了一篇文章:《当代,三年展体制化后前卫艺术向何 处去》……就讲了中国前卫艺术的发展困惑

  陈:“体制”一词其实不准确:“体制”意谓“管理系统”,“行政”意 谓“落实执行”,现在用这俩词,只是“官方”一词比较软性的代用词。目前 的文艺管理“体制”是从西方学来的,程序严格,级别分明。但人家的“体制 ”和“官方”不是一回事。哥根海姆馆、现代美术馆,体制严密,备受批评, 七十年代的前卫艺术家甚至赖在现代美术馆门前集体抗议,但美术馆十之有九 是私立的,政府不管,也不给钱。

  中国的“体制”与“官方”是同一回事,同一群人。贵刊宗旨开明,性质 仍是官办,否则谁开工资?许多展览企业掏钱,名份也是官办,官不出面,人 家凭什么捐钱——国情是严肃的,是巨大的现实,“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 ,眼下能办事的只有官方。官方比较有钱了,更明智了,以新方式运作文化, 会塑造新的官方性格。中国的事情得有人做,一步步来,此外没选择。

:一旦这种游戏规则(行政)建立起来,它的影响是普遍而强大的,也 许在今天,那些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弱势群体倒能清醒的看见这一切,但也只能 敢怒不敢言,尽管有人站出来说了,也人微言轻,引不起大的反响,强势群体 早已忘乎所以地大谈学术问题了。

  陈:体制化、科层化、管理化、量化,全是西方学来的,卡夫卡、福柯、 德里达,持续批判体制化,但弄不过体制,纽约资深评家尤登奎马曾说:西方 体制内有得是混蛋,背后也是饭碗和利益。但西方艺术家有三件东西:私有制 ,“个人意志”,完备的法制。

  我们不少文艺官员其实很想做事,尤其有一种西方人望尘莫及的变通与生 存手段。我们另有三件宝:庞大稳固的官方结构,深入骨隋的行政思维,无坚 不摧的人际关系。

  失意艺术家不该叫做“弱势群体”,你有才,拿作品出来,你有种,拿精 神出来。艺术界不是慈善界。艺术家理应承担自己的选择。行政文化是将大家 “扶正”、“在编”,然后排座位,要公平,闹情绪,即李慎之提出的“小自 由”。我们的群体思维实则来自群体生活,来自“单位文化”。所以行政领导 真苦,又要闹点政绩,又要一碗水端平,而“弱者”一旦加入“强势”群体, 自亦回头“凌弱”,若不“凌弱”,势必被“凌”,这种现象见得还少么?

  那天在我之前另一位老师发言,通篇呼吁美术界各自“忏悔”,说忏悔之 后吃饭香,睡觉甜——奇哉!一群画画的人居然弄到要来“忏悔”,这说法虽 令人哭笑不得,但也说明问题。

  其实真要当个纯艺术家,太残酷了。毕加索五十年代拒绝声援纽约艺术家 争取“艺术自由”,相反,他说艺术家必得承受委曲困苦,真的艺术家都是被 误解,被诅咒,被拒绝的。只是老毕这么说不知是否包括他自己。他是老党员 ,资格相当红军长征干部。我们来想象毕加索怎样当领导、做报告吧:

  “同志们,大家畅所欲言,今天的议题是,法国油画如何进一步发展。”

:你对美术界行政文化认识深刻,你现在做什么,打算做什么?

  陈:没做什么,也没打算做什么。此刻你让我说话,我就说说话。四年前 回国,除了学校为我办一场教学观摩展,我主动自外于美术圈活动。这次三届 油画展还是美院老师诚心劝我拿一张,这才凑份儿。我知道自己叫人失望,还 占个墙面,惭愧!多少年轻人一点参展机会都没有:没背景,交不起钱。文革 中我们有什么屁学历?直接给你从山沟调上来画画。现在连硕士博士都跟盲流 似地凄凄惶惶,大学生考前生更如草狗一般。我瞧着二十郎当小伙子一拨拨在 校园里苦熬,聪明才华,大好青春,闷在宿舍背政治、啃外语。我们这伙知青 在这岁数,都画了几本连环画了。

  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吃不下这么多所谓“纯艺术家”。所以行政文化是 苦衷,非得设一道道关卡给拦着,不然挤不下。可是学院又扩招,为什么?国 家统计了:未来十年,待业与就学人口是多少千万,怎么办?塞到学校里。校 园倒是肥了,竞相起高楼。西方早就遇到类似社会问题,六十年代法国美国学 生闹,背景跟咱现在一样。

  我管不住自己,乱说话。人家抬举,叫你去,不能每次拒绝。你不去,装 丫挺,好像不愿跟大家玩,去了,开口刹不住闸,弄得满座无趣。去年批评家 会议主持人向我抱歉,说你这稿子不能发,我当然理解,原也没要发的意思。 我每次发言都不便用,都是同行、熟人,我已让人难堪,又不肯说套话。这次 贵刊楞要发,还撩我说这许多废话,到头来读者不会冲你们编辑骂的。

:“海归派”对于展览体制有看法,这一方面是海外经验影响了他们的 思维方式,在国内显得难以适应,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现行的展览体制等存在 着问题,又自外于国际艺术的弊端。

  陈:海归派像我这样不识时务的家伙也很多么?我对展览体制没看法,展 览是得有体制,不然乱套,而国外展览体制也有问题——我说的是“行政文化 ”,太机灵了。

:有人说,陈丹青在不适当的时候离开,又在不适当的时候回来,乍一 听,你今天有这样的态度仿佛更多是与你的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关,而不是大环 境的问题。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陈:但愿不是“大环境的问题”吧,国中大环境实在比过去好太多了。我 和所有老知青经历都一样,只是太倔——“不适当的时候离开”,早听人善意 说起,意思无非是错失官运,典型“行政思维”,“仕途观”,而且以已度人 。“不适当的时候回来”,真谢谢这么体贴,那什么时候回来才适当呢?

  回来,肠胃很适应,头脑不愿适应。我在哪边都不愿适应的。为什么要适 应?一个成熟的社会容忍艺术家,不是要艺术家去适应它。在有些场合,譬如 研讨会,我假定在场的同志听得起实话。

  当然,实话犯忌。实话也不等于品质。好话大话太多了,我凑几句不中听 的,希望情形不像我说的那样。

:去年国内一家书法专业杂志曾推出一篇文章,批评书法界组织官僚化 的问题,但仿佛也没引起什么反响,你发出声音后有什么样的期待,退一步, 在学术道德的层面说,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陈:书法专业。魏晋唐宋好像没有“书法专业”这一说吧?王羲之、颜真 卿倒是正宗官僚,但不是“书协会员”。颜真卿领兵抗敌,壮烈牺牲,生前官 拜尚书左仆射,相当今日的省委副书记或省长助理。近世邓石如、马一浮、李 叔同都写得好字,也不是“书协会员”。于右任的字好气品,他是元老、高干 。孙中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哪有功夫练字,可他的大字现在谁来写写看。

  快过年了,成千上万官员家里得送礼,得送得雅。官员喜欢书画,总归好 事,十年百年后,兴许其中出一两位好书家?

  可能这就是“期待”吧。此外哪个层面我都没有期待。我还没天真到以为 学术道德比饭碗要紧。不行,我已经说太多了。大家在行政江湖上混,都不容 易啊!

〔2004年元月〕


(Posted on 200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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