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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越战教训与伊拉克泥潭（上）
水门事件曝光之初，与此有牵连的总统高级幕僚相继中箭落马，致使主要 依靠白宫幕僚而非内阁各部运作的尼克松政府陷入混乱，内政外交处于半瘫痪 状态，一些至关重要的国内政策构想和外交承诺化为泡影。 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惟一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也是世界 上医疗费用最昂贵的国家。尼克松出身贫寒，早年曾遭逢兄弟连续病故的创痛 ，深知平民百姓缺医少药之苦。他原打算在第二任总统任内，正式向国会提出 议案，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当时，掌管联邦政府“钱袋权”、主张“大政 府、高福利”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均占多数地位，由共和党总统出面提出“福 利化”法案，极有可能得到顺利通过。但是，因水门事件影响，这一计划胎死 腹中。１９９０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旧案重提”，试图建立免费全民医 疗保险制度，结果参众两院封杀。时至今日，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仍然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公民生活在没有医疗保险的阴影之中。 在中美关系领域，基辛格曾多次向中国领导人秘密许诺，将于尼克松第二 任总统任期的前两年（１９７３－１９７４），遵循与台湾“断交、废约、撤 军”的原则与中国正式建交。但是，由于水门事件的干扰，美方的承诺沦为空 头支票。当年中国领导人对水门案造成的政局动荡和危机缺乏深刻了解，认为 美国轻诺寡信，过河拆桥，企图玩弄“中国牌”，挟中国压苏联让步。根据美 方已解密的中美会谈档案，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毛泽东拍着自己的肩膀 ，毫不留情地挖苦基辛格：“我们看到，美国踩着中国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了 ，现在这些肩膀已经没用了”。 水门案之前，尼克松总揽外交，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有实权而无名分 ，国务卿罗杰斯有名分而无实权，白宫幕僚与国务院行政主管明争暗斗，相互 制衡，总统坐收渔人之利。这套微妙的“制衡”手腕，与中国帝王玩弄的“御 臣术”如出一辙。可是，水门案闹大之后，尼克松焦头烂额，难以自保，在外 交上不得不日益倚重基辛格。假如没有水门事件，在“权术总统”尼克松手下 ，“谋略大师”基辛格后来根本不可能当上国务卿。 美国学者格林斯登认为，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总统面临的是一种难以驾驭 的政治环境，包括权力意识觉醒的国会，软弱无力的政党系统，攻击性极强、 积极挖掘坏消息的媒体，以及难以指挥的行政官僚系统。尽管总统仍然在宪政 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总统和白宫幕僚的权势和地位遭到极大削弱。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法》，限制总统的战争权 。１９７４年，国会通过了《预算和拦截控制法》，限制总统重组行政部门和 拦截国会拨款的权力。１９７８年，国会通过了《政府部门道德准则法》，建 立独立检察官制度，授权独立检察官在不受总统控制的前提下，对政府行政部 门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此项立法为１９８６年“伊朗门”案和１９ ９８年“拉链门”案埋下了伏笔。 在国际舞台上，受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下台影响，中美建交日程被迫推迟， 台湾当局嬴得了喘息和缓冲时机。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后，蒋介石身心交瘁 ，放手交权。蒋经国临危受命，独撑全局，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台湾经济突 飞猛进，成为亚州“四小龙”之一。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不惜重金，对美国国 会进行大规模院外游说，效益显著，成果惊人。１９７９年，卡特政府与中国 建交后，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与台湾关系法》，限制行政部门与台湾 当局调整关系的幅度，约束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结外生枝，使台 湾当局有恃无恐。 因担心中国退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卡特总统曾一度考虑否决《与台湾 关系法》。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国会通过的立法，经总统签署后才能 成为法律。如果总统不同意国会立法，可以予以否决。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否 决权是总统拥有的最重要的宪法权力之一，是总统制衡国会、影响立法的尚方 宝剑。国会若要推翻总统的否决，需要参众两院出席议员的三份之二多数票。 可是，当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的票数比例极为悬殊（众议院３３９：５０， 参议院８５：４），卡特总统的否决明显无济于事，最后他勉强同意签署 《与台湾关系法》。 事后，卡特总统转告中国领导人，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将从宽解释此项法律 ，一定按照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原则和精神处理双边关系。中方埋怨美方出 尔反尔，以国内立法的方式，蛮横地干扰和破坏中美建交文件“上海公报”。 但是，由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运作机制以及美国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缺乏足够认识和深刻了解，中方的埋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牛弹琴。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外交只认总统，忽视国会，其教训极为深刻。 北越同样是水门事件的主要受益者之一。１９７５年，在苏联坦克大炮支 持下，北越利用“水门后遗症”的千载难逢之机，向南越发动大规模进攻。在 反战情绪笼罩下，美国国会严格控制军援拨款，福特总统优柔寡断，未能及时 履行巴黎停战协定中援助南越政权的秘密承诺，致使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以 惨败收场。福特和基辛格后来都把惨败的结局归咎于水门事件和美国国会。北 越大军兵临西贡城下之时，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紧急议案，授权福特总统可 以在撤退美国驻越人员时动用美军。当国会参议院吵吵闹闹、议而不决之时， 南越阮文绍政权土崩瓦解，烟消灰飞。 在结束越战问题上，尼克松扮演了一个难度极大的角色。他既要维持大规 模的军事冒险，又要通过艰难的外交谈判促成停战和撤军，同时还要应付国内 的暴乱示威，新闻媒体的抨击，政府内部的严重泄密，还有坚决维护新闻自由 的最高法院。一场由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约翰逊肇始并最终弄得无法收场的战 争，却使收拾烂摊子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陷入了孤家寡人、腹背受敌、内外交 困的处境。 尼克松认为，越战是卡在美国喉咙里的骨刺，对内政外交和全球战略影响 极大。美国既要收缩战线，尽早从越南脱身，又不能轻举妄动，操之过急。一 方面，美国应实行战争“越南化”计划，建立一支能够替代美军作战的南越军 队。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美国在冷战对抗中的领导地位，避免在东南亚地区出 现一垮皆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确保西方世界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美国 决不能过分仓促地单方面停战和撤军。 为此，尼克松制定了“先打再谈，体面撤军”的战略，独断专行，铤而走 险，未经国会宣战，悍然下令美军入侵主权国家柬埔寨，彻底扫荡北越的后勤 基地，甚至冒着可能与中苏两国摊牌的风险，不但对北越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 ，而且还在北越领海布雷，企图釜底抽薪，切断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和经济 援助。美国著名学者惊呼，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美国已出现了“帝王总统”。 与此同时，尼克松下令秘密进行电子窃听和信件检查，组建打击泄密和“堵漏 ”的白宫秘密警察“管子工”。其中个别干将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后来在水 门窃听案中惹出了弥天大祸，最终导致尼克松丢失了白宫宝座。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写道：“在南北战争以来最为破碎分歧的国内环境 中，尼克松挑起了结束越战这个锥心痛苦的重担。即使事隔二十多年，每一思 及举国上下对越战的共识突然间冰消瓦解，仍然令人痛心震撼。”“面对各地 暴乱示威，国会决议案渐渐地倾向于单方面撤军，再加上新闻媒体的敌视与苛 刻，尼克松本应在任期内，尽早向国会陈述其战略构想，要求国会毫不含糊地 支持总统的外交战略。如果得不到国会的支持，他应当要求国会以投票表决的 方式清理越南战争，使国会也承担起结束越战责任。”但是，“尼克松拒绝接 受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是放弃政府行政部门应有的领导职责之举，历史不会原 谅他如此行事可能导致的骇人后果。” 基辛格认为：“尼克松的决定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是高度合乎政治道德 与政治智慧的正确决定。他一人承担了如此沉重的责任，在美国制衡与分权的 制度中，这个千钧重担本来不应由尼克松一人独自承担。” 尼克松为何忍辱负重，特立独行，非要独自承担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千 钧重担呢？主要背景为，尼克松先后干过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兼参议院议 长等要职，精明老辣，独具匠心，深谋远虑，勇于担当，深谙美国政治内幕。 显而易见，在战争决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战略问题上，如果通过宪政民主程 序，让议程公开、极易泄密、议而不决、多谋无断的国会两院来主导战争决策 ，很可能导致一场外交和全球军事战略灾难。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美国在越 战中一败途地，尼克松的艰辛努力付诸东流，而且还招来无数指责谩骂之声。 但是，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独树一帜，语惊四座，他在回忆录中认为：“ 虽然美国介入越南失败了，却为东南亚其他国家嬴得了缓冲时间。１９６５年 ，就在美军大举进驻南越之际，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面临武装叛乱活 动的内部威胁。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新加坡还很活跃。”“到了１９７５年，东 盟各国都已经更有能力应付共产分子的威胁。要不是美国决定介入越战，东南 亚国家对抗共产党势力的毅力和决心恐怕早已消失殆尽，东南亚也将无可避免 地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东盟繁荣兴旺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越战期间孕育成 形。”实际上，不仅新加坡和东盟各国，而且包括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在 内的整个“东亚资本主义”，从政局稳定、经济腾飞到民主改革和逐渐走上宪 政法治之路，都与美国介入越战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军退出印支半岛，越南实现统一之后，中越关系 急转直下，迅速恶化。苏联不费吹灰之力，在越南金兰湾获得了美军经营多年 的现代化大型海、空军基地，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战略包围。１９７９年， 中国毅然打响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策应和援助柬埔寨战场的抗越战争；同时 与美国携手合作，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打破苏联对中国的战 略包围，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扩张。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争取美国的经济 和军事合作，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越战结束短短数年，中国周边 地区的战略环境、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回首往事，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堪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伤和国耻 ，深深镌刻在美国人的心灵之中。从某种程度而言，因新闻自由和反战示威， 美军在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前打输了越战；因权力制衡和司法审查，尼克松在最 高法院的法庭上丢失了总统宝座。由此，越战失败和水门丑闻，既可视为美国 的创伤和国耻，亦可视为美国的自豪和骄傲！它既暴露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 和弱点，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宪政法治的强大和力量。这种令人惊异的自我纠错 和自我完善功能，正是美国兴盛强大的基本原因之一。 可是，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越战失败和水门丑闻幸灾乐祸，把美国各界的痛 苦反省和批评自责视为意志薄弱和畏惧退缩，把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和 新闻监督视为制度失败和自毁国脉，把美国在越战后的战略收缩视为军心涣散 和战略崩溃，误以为时代潮流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误以为美国的衰落和全面溃 败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据此，苏联咄咄逼人，积极进攻，从柬埔寨、 也门、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代理人战争，到直接出兵入侵中亚要地 阿富汗，四面出击，过度扩张，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强大的军事机器外强中干 ，是建筑在僵化脆弱的经济基础和专制极权的政治体制之上的。 里根总统执政后，当美国凭借高科技和体制优势，整军经武，强硬对抗， 在西欧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宣布实行“星球大战计划”之后，当美国宪政法治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凭借先进的信息手段在苏联东欧地区自由 传播之时，苏联应对失策，节节败退，自乱阵脚，土崩瓦解。一个高度集权、 横跨欧亚、军力强大的巨大帝国，竟然未经一战便分崩离析，烟消灰飞，在数 千年人类历史中，这种现象空前罕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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