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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的 谣 言 比 较 纯
一桩是越南战争时的美军总指挥威斯特摩兰控告ＣＢＳ，要求赔偿一亿两 千万美元。起因是东京湾事件（美军声称在海上受到偷袭，开始轰炸北越，一 般作为美国大规模卷入越战的起点）二十周年时，反思越战节目特别多，ＣＢ Ｓ在一个节目中声称威斯特摩兰夸大战绩，误导上级，不必要地延长了越战。 另一桩是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沙隆控告《时代》周刊，也是大手笔，要求赔 偿美元五千万。沙隆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主要策划者。巴勒斯坦难民的涌入 导致黎巴嫩社会的分裂，当地基督教民兵协助以色列攻击巴解游击队。据《时 代》周刊报导，沙隆在一次会议上得悉了基督教民兵将要清洗巴勒斯坦难民营 的消息，他却听之任之，未予制止，等于是默许了对平民的屠杀。 越南战争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在美国都是不得人心的战争。但是美国这 个社会，不会因为威斯特摩兰和沙隆指挥了不得人心的战争就不让他们说话， 哪怕沙隆还是个外国人。而威斯特摩兰和沙隆，作为军人，自有他们的荣誉感 ，暂且不论所参与的战争是否正义，私人品格的清白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沙 隆特地赶到美国来，声称就是要在美国打这场官司，颇有一点文革后老干部复 出时“在哪里被打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的气派。 记者毕竟只是转弯抹角打听来的消息，而威斯特摩兰和沙隆手里有当时各 类原始记录，法庭相逢，高下立判。两位将军很神气地从公文包里摸出有关文 件，挥舞一下，念上几段，轻而易举地证明了ＣＢＳ和《时代》周刊的报导有 误。 穷学生读报读到这儿，眼都绿了，一页页只看到茵茵的美金亮色。记得在 大陆时，女作家杨沫控告她的传记作者诽谤，在几个细节问题上证明了传记与 实情不符，就打赢了官司销了书。甚至没有人想到去问问她：她的前夫张中行 先生，几十年被人当作《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张先生 是否真的是国难当头却无动于衷、还把被追捕的抗日英雄赶出家门？这回美国 的原告比杨沫更有来头，咱们是只能眼睁睁看着故将军饮罢归来一袋袋装美元 了。 结果却是大出我的意料。将军们保住了面子，但ＣＢＳ和《时代》周刊也 没输掉官司——原来美国诽谤案的审理与中国大陆有很大不同。单是细节失实 ，并不构成造谣；要打赢诽谤官司，控方必须证明作者有“确实的恶意”（Ａ ｃｔｕａｌ Ｍａｌｉｃｅ），即作者明知消息有误却仍然作出不实的报导， 以达到诽谤的目的。而ＣＢＳ和《时代》周刊的记者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他 们也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作了核对，没有证据表明记者们怀有“确实 的恶意”，报导失实但诽谤罪不成立。官司还是可以打的，关于这两桩官司的 大量新闻，让威斯特摩兰和沙隆有了一个在公众面前洗刷自己的机会。但这官 司也是很难打赢的，直至今日，ＣＢＳ和《时代》周刊依然源源不断地播送着 常常令大人物不太愉快的新闻。毕竟，公众有知的权利，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 原则。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大陆的情形，想起有一段时间告记者、告作家蔚为风潮 ，不由觉得，个别无良文人胡编乱造，固然是个问题，但是我们的法律似乎也 不够合理。而对法律的理解，又是和整个文化背景不可分的，汉语的“造谣” 、“说谎”这类概念，是不是本身就有不够精确、不够合理的地方？ 不由得要去查查原版字典，看看中学里就学过的英语ｌｉｅ到底是什么意 思。几本字典查下来，用词略有不同，但意思都一样：
（抱着欺骗的企图，作出不真实的陈述）
谎： 假话；骗人的话。
英语的ｌｉｅ却只有第一种意思。在法律上，也只有第一种情况才能判诽 谤罪。原来美国的谣言比中国的纯！他们的“造谣”是真心地造谣，他们的“ 说谎”是实意地说谎。怪不得美国人听到你说他ｌｉｅ，脸色就大变。因为这 是诛心之论，等于当面骂他品质卑劣。而在汉语里，被人斥“造谣”，可能只 不过是把党委书记三百平方米的新房误说成了一百六，只怪你没资格去他的新 房实地看一看。于是你揭发的用公款建私房的所有检举都成了“诽谤中伤”， 党组织和专政机关说不定要送你一顶“造谣惑众”的帽子，批斗和判刑也是完 全可能的。 本来，有点实际生活经验的人都不难明白，世界上的事情千头万绪，一个 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细节，而且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扭曲，说话写文 章，要求百分之一百符合事实，基本上不可能。尤其是私人的事情，实在很难 指望别人完全说准。不信，回家请你母亲讲一遍你的童年，再请你父亲讲一遍 ，母版和公版，保管细节有所不同。至亲尚且如此，他人何复论哉。如果把不 是绝对符合事实的话都当作“造谣”惩办，任何报纸都办不下去，任何电台都 要关门，这世界上不会有言论自由。 不但传播媒介要被警察封闭，甚至控诉作者“造谣”的案件都审不下去， 因为证人很可能会掉进“造谣”的陷阱而遭到反诉。按美国规矩，证人走上法 庭，要把手按在圣经上庄严宣誓：述说事实，只说事实，而且是所有的事实。 他们是宣了誓要说实话的。但紧接着证词，就是两方律师的双重质询，而对方 律师的一种主要手段，就是揭露证人的话不符合事实。这可能是由于对事件的 过程缺乏通盘了解，或是记忆不够精确，或是对流行意见和所谓“公众舆论” 的盲目信任和盲目接受，或是办案人员在调查时的不当暗示……如果作者在没 有恶意的情况下写了不合事实的文章要算“造谣”、“诽谤”，那么宣了誓的 证人说了不合事实的话，岂不更应该追究法律责任？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推进 到底，现代司法制度根本无从建立。 而在中国从前的司法制度里，证人也确实够可怜的。看看一些古典小说（ 比如《啼笑姻缘》）所描写的，证人和嫌犯一样押来解去，一样上堂打屁股， 动不动还会惹上“举证不实”的罪名，或丢进大牢，或流放外州。 从上一世纪中叶起，先是有李鸿章、张之洞等要学洋人的船坚炮利。甲午 之战，船坚炮利的北洋水师全军尽墨，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认识到单学船坚 炮利还不行，还要学西方的典章制度。辛亥革命从西方搬来了不少典章制度， 特别是推翻了帝制，代之以总统选举，却只会是养肥了一批跟着军阀指挥刀转 的“猪仔议员”。于是鲁迅、胡适等人大力倡导改造旧有文化、学习西方思想 。比较中美两国有关诽谤的法律条文执行情况，厘清中英文“造谣”、“说谎 ”等词的概念上的区别，大概可算是对鲁迅、胡适等人的五四呐喊的一条背书 ：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反思，概念上的改变，即使参照发达国家的先例，制订了 用意良好的法律，也未必能达到维护公众利益的目的。 上面所强调的，都是说对“造谣”要考查动机，要看说的人是否怀有“确 实的恶意”。另一方面，在美国，并不是说发现了“确实的恶意”，就一定是 造谣诽谤。这同样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比如说，美国人讽刺柯林顿说得多做 得少，有这么个笑话：
答：“比尔，我们光顾着说话了。”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有时可以极端到令正直的人难以忍受。一个著名 的例子，可看好莱坞电影《公诉弗林特》（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ｖｓ Ｌ ａｒｒｙ Ｆｌｙｎｔ）。影片基于真人真事。弗林特是一本色情杂志的老板 ，他用极其下流的漫画攻击自己的论敌。论敌告他诽谤，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 院，最高法院判弗林特无罪。大法官们并不欣赏弗林特的下流行径，但是，为 了社会整体利益，他们宁愿保护弗林特这一点“造谣”的自由。 好莱坞对言论自由的尺度，自然是非常敏感的，这大概是有人要拍《公诉 弗林特》的原因。但弗林特在影片中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他的形像是猥琐的 ，影片的基调是暗淡的。即使当弗林特在最高法院胜诉的时候，银幕上也没有 亮艳的彩色，没有或高吭或抒情的音乐，更没有什么高高南飞雁或滚滚黄河水 出来象征一番。决没有我们某些导演拍到“正面人物”时一定要卖弄一番的俗 套。 或许，只有这种美学上的分寸感，才能在法律所标示的、不那么令人向往 的下限和道德所激扬的、不那么容易达到的上限之间，为我们提供一种微妙的 平衡。话说到这儿就有点玄了，这是在西方过日子的一种奢侈。回到中国，我 们现在所需要的，还是为合理的法律所界定的言论自由吧——而且这言论自由 里，还应该包括合理的“造谣”自由。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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