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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普 森 比 窦 娥 还 冤 吗 （六） —— 橄 榄 球 明 星 涉 嫌 杀 人 案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日，美国西部时间上午１０点，当辛普森案裁决即将 宣布之时，整个美国一时陷入停顿。克林顿总统推开了军机国务；前国务卿贝 克推迟了演讲；华尔街股市交易清淡；长途电话线路寂静无声。数千名警察全 付武装，如临大敌，遍布洛杉矶市街头巷尾。ＣＮＮ统计数字表明，大约有一 亿四千万美国人收看或收听了“世纪审判”的最后裁决。陪审团裁决结果：辛 普森无罪。 实际上，判决公布之前，由于检方呈庭证据破绽百出和福尔曼警官作伪证 ，辛普森无罪获释已成为可以预料的结局。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刑事案采用 的定罪标准是“超越合理怀疑”（ｐｒｏｖ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ａ ｒｅａｓ 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具体而言，在法庭审判时，检方若要指控被告 有罪，一定要提出确凿可信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罪行。毫无疑问，任何证据都 会存在某种疑点，但陪审团只有在确信证据已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标准时 ，才能判决被告有罪。 那么，什么是“超越合理怀疑”呢？美国证据法权威卫格莫（Ｊｏｈｎ Ｈ·Ｗｉｇｍｏｒｅ）教授认为，这个法律术语的含义“难以捉摸，不可定义 ”。但是，这个术语包含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由于刑事案人命关天，所以陪 审团在裁决无罪时，不一定非要确信被告清白无辜。只要检方呈庭证据破绽较 多，没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尽管有很多迹象表明被告涉嫌犯罪 ，但陪审团仍然可以判决被告无罪。有人说，美国司法审判制度的一个重要特 点是“宁可漏网一千，不可冤枉一人”。此语极为传神。 可能有人会问：究竟谁是凶手呢？辛普森是不是比窦娥还冤呢？这两个问 题很难回答。通过辛普森一案，人们会注意到，美国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和确 凿证据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寻求案情真相和把罪犯绳之于法。假如美国司 法制度的目的是寻求案情真相和伸张正义，那么犯罪嫌犯压根儿就不应该拥有 沉默权。 实际上，整个美国宪法和司法制度的核心，是防止“苛政猛如虎”，是注 重保障公民权利和遵循正当程序。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Ｗｉｌｌｉ ａｍ Ｏ·Ｄｏｕｇｌａｓ，任期１９３９－１９７５）精辟指出：“权利法 案的绝大部分条款都与程序有关，这绝非毫无意义。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随 心所欲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异。坚定地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是 我们赖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要保证”。 遵循公正程序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美国宪 政史，就是一部逐步完善和落实正当程序的历史。但是，一味强调程序公正， 常常会出现忽视寻求案情真相、放纵涉嫌罪犯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任何事先 规定的公正程序，都不可能准确地预计未来发生的全部情况和具体个案。在世 纪审判中，辛普森之所以被无罪开释，并非由于他向法官和陪审团行贿或违反 诉讼程序，而是由于“梦幻律师队”善于钻空子，充分利用检方和警方的失误 ，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判例和刑事诉讼程序，合法地挑战检方呈庭证据和警 方证人的种种疑点，成功地为被告开脱罪名。而这些法律和程序在制订之时， 根本不知有辛普森其人。 历史证明，在很多情况下，注重程序公正不一定总是导致公正的审判结果 。有时抄家搜查、刑讯逼供反而有助于及时破案、伸张正义。但是，这种做法 只是饮鸩止渴，虽然可能得益一时，却助长官府和警察滥用权力和胡作非为， 从根本上损害宪政法治的千秋大业。应当强调的是，美国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 固然存在很多缺陷，但是，人世间上不存在完美无缺、值得人们奋斗终身的伟 大制度，也不可能有那种不枉不纵、绝对公正的诉讼程序。人们只能是两害相 权取其轻。 斯大林执政时期，一起恶性杀人案发生后，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下令限期 破案。在发往苏联各地的通缉令中，附带三张摄自不同角度的嫌犯照片，一张 正面，一张左侧面，一张右侧面。一周之内，相貌酷似照片的三名嫌犯同时落 入法网。在酷刑逼供之下，三名嫌犯都“如实”招供了罪行。坦率地说，在这 种宁枉勿纵的体制下，普通罪犯一般很难轻易逃脱法网。可是，正是在这种忽 视正当程序和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中，开国元勋屈死刑场；数百万无辜公民陷 入冤狱；特权阶层胡作非为，民心丧尽；小民百姓的自由、财产和尊严遭到无 情践踏；国家机器沦为保护特权和腐败的工具。苏联衰亡的历史教训，极为惨 痛深刻。 辛普森案结束后，克拉克检察官出版了回忆录，版税收入高达三百万美元 。后来她干脆辞去公职，成为小有名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经她多次邀请，“ 梦幻律师队”的证人李昌钰博士以嘉宾身份，出席了她主持的一次谈话节目。 节目一开始，她咄咄逼人地问道：“既然您承认在案发现场的血迹经ＤＮＡ检 验是辛普森的，但是您为何仍然帮助辛普森作证？”李昌钰回答：“我今天坐 在这里接受访问，假设在访问中，您那美丽的头发不知何故沾到我的裤子上， 回家后，我太太发现了我裤子上有头发，拿到化验室去鉴定ＤＮＡ，结果证实 是您的头发。然后他就查问我今天跟您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责问您的头 发为何会跑到我的裤子上来。啊哈，我就有大麻烦了！但是，天知、地知、您 知、我知，我们没做任何不轨的事情。因此，即使ＤＮＡ检验结果证明了某根 毛发或某些血迹是某人的，也不能直接证明这个人就做了这些坏事。”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Ｏｌｉｖｅｒ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Ｈｏｌｍ ｅｓ，Ｊｒ．，任期１９０２－１９３２年）有句名言：“罪犯逃脱法网与政 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在霍姆斯看来，政府滥用权力和司 法腐败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整体危害，远远超过了普通犯罪分子。因此，宪政 法治的核心和重点，绝非一味不择手段、罔顾程序、从重从快打击触犯刑律的 小民百姓。而是应当正本清源，注重对政府权力予以程序性约束和制衡，防止 执法者和当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利用手中特权和国家专政机器胡作非为、巧 取豪夺、为害一方，任意欺压无处伸冤的小民百姓。防官府恶政远甚于防犯罪 刁民，防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和统治者随心所欲、逍遥法外的虚伪“法 制”（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的弊端，正是美国宪政“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制度设计的重要特点。 但是，９．１１事件对美式民主和自由观念造成极大冲击。为了使政府执 法和司法部门更有效地打击和审判恐怖分子，很多美国民众尽管内心不甚情愿 ，但不得不同意出让一些以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美国社 会中保守主义思潮抬头，总统和联邦政府执法部门的权势有所加强。这种全新 的现象和趋势将对未来美国宪政体制的发展造成哪些影响，人们将拭目以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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