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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洪华 /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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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本文作者通过与114名美国权威人士的深度对话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广泛调查,深刻分析了美国精英对中美关系及未来世界格局的基本观点:中美关系变动的核心因素是中国崛起的效应与美国衰落的焦虑。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如何避免走向战争,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议题。美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为维系全球领导地位而进行大幅战略调整,以国内稳定发展和亚太主导地位为优先诉求,其战略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倾斜,并将亚太战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将中国锁定为对手,对华战略遏制成分加重。对此,中国应以长远眼光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既要清醒认识中美实力差距,又要努力消除误解和误判,既要坚决维护核心利益、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又要注重软实力建设,并且要建立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

文章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打破僵局,促成了冷战的转折和双边关系的突破,书写了改变人类历史的新篇章。40年来,中美两国既是世界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世界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中美关系逐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复合性和挑战性的双边关系,并位移至世界变革的重心,其前景不仅决定着两国的当前福祉,也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世界的未来图景。

美国精英大多认为,世界正在酝酿巨大变革,而中美关系深刻体现了世界转型的复杂性。结合全球化进程、世界转型和大国兴衰变迁,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美两国都在回复到正常状态”,这具体表现在:美国雄风不企管王仓库管理软件再,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均具有的超凡地位正在失去,尤其是经济规模占全球30%以上的盛况不会再现;中国从经济崛起到走向全面复兴,开始恢复一个大国曾有的荣光。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指出的,中国回复到正常状态的主要表现是全面崛起,而美国回复到正常状态的主要表现是经济衰退导致的霸权焦虑。

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历史性时刻,美国的衰落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而中美关系却由此进入关键阶段,尤其是中国越来越被美国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多年来的最大挑战,尽管中国一再表明和平发展的决心,但在许多美国精英看来,gotomycloud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之全面性超过了苏联。中美两国元首确定的“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遭受挑战,尽管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美在其他方面的冲突却似乎不可避免。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2011年10月24日在第五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发言指出,发生巨变的时刻是误解、误判或无意冲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

中美关系变动的核心因素是中国崛起的效应与美国衰落的焦虑。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如何避免走向战争,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议题。美国精英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正在悄然改变大战略趋向,而美国出现战略异动并有可能导致根本性调整,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充满变数,这是一个决定世界未来的关键时刻。

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严峻问题,世界影响力迅速增强,尤其是在东亚势力发展太快,开始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战略,中国大战略调整已经开始。这必然导致对美国东亚利益、亚太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巨大挑战。许多精英指出,中美之间没有根本性的战略冲突,两国都无法承受相互视为敌人的后果,但双边关系的剧烈变齐思乔动确是不争的事实,这反育空冰雪生活映了一种潜在的长期趋势,以及发生长期战略冲突的可能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雷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与日俱增的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尖锐分歧具有决定意义,两国关系由此更为紧张,而亚洲是中美未来冲突的症结所在”。

美国精英关注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或称之为美国的主动战略谋划,或视之为防止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的自然反应,并密切关注中国的回应。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远见、勇气与智慧。中美关系堪称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其走向考验着两国决策者和战略界的智慧。因缘际会,笔者作为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进行了为期50天的研究考察,与美国各界精英就中美关系进行了战略对话,得以深入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本文正是这次美国调研考察的成果结晶,其讨论的主题是:

美国各界精英如何看待美国、中国、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走向?

面对世界转型,中美同时面临重大挑战与历史机遇,如何拨云见日、高瞻远瞩,规划各自与世界的未来?

中国如何从美国精英的认识中见微知著,清晰勾勒对美战略的总体框架?

衰落的焦虑:美国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应对

确保世界领导权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大战略目标,根据情势变化大幅调整战略部署亦其常规作为。美国密切关注世界趋势、大国动向与本国情势,长于、勤于战略谋划,致力于维护其西方霸主地位,冷战结束以来更是追求其“单极时刻”的固化,挟其优势打造单极秩序。然而,进入21世纪,世界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大国兴衰出现根本性变革,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颓势初现,尤其是2008年至今发端自美欧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加速了世界的转型。

世界转型具体体现为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祥云传播转移。

所谓权力转移,即行为体及其权力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西方大国总体实力的相对下降上。其次,国家行为体权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权力上升,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发现市场和国际舆论迫使它们更经常地遵循特定的规范。

权力转移导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转移,这具体表现在全球性问题激增,国际议程越加丰富,安全趋于泛化,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议程的主导因素之一,国家兴衰出现加速迹象,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问题成为国际议程扩大的衍生因素。问题转移也导致国家战略的必然调整,生存不再是国家唯一的关注核心,发展和繁荣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以上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导致了国际关系的范式转移。从宏观意义上讲,国际政治开始让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国际体系变得更富有弹性和包容性。从中观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约束着大国作为,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再绝对,且融入了更多相对性含义。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再完全是零和游戏,也会出现积极成效乃至共赢,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从微观意义上讲,国家自身的战略谋划更具有本质意义,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势下,如何在动态之中把握国家战略利益变得至为关键。

世界转型的加速冲击着既有的国际秩序架构,催生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秩序重塑。与此同时,开放地区主义受到普遍接受,地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因之有可能造就更加稳定的秩序,协调、妥协、合作被视为大国在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战略趋向。

有鉴于此,美国所寻求的单极主导秩序难以建立,世界秩序的转型日益体现为以多极化为基础,以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共同责任的分担(大国承担重要责任、其他国家分担责任)为趋向,以地区秩序建构为先导。轮x亚太地处世界转型的核心,一方面亚洲国家崛起此起彼伏,它们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冲击着国际秩序,它们塑造世界的能力的增强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走向;另一方面美国将亚太视为其国家利益的重心,力争确保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亚太秩序走向关乎世界未来,也关乎美国核心利益。

美国处于世界秩序重塑和地区格局变动的核心,基于其维护全球领导权的雄心,它面对的国际挑战无疑是严峻的。国际秩序的转型与重塑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因为既有的国际秩序大致上是美国主导建构的,更多地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战略考虑。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它们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它们改革国际秩序乃至建构新秩序的呼声趋于强烈,美国建构单极秩序的奢望已经落空,且其既有的全球利益布局遭受更多、更全面的冲击。

在美国精英看来,对美国全球主导权的挑战主要来自亚洲格局的变化。全球权力格局正在从欧美大西洋时代转向太平洋时代。亚洲尤其是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进而扩展其国际影响力。与此相对照,欧美发达国家面临债务危机加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难题,持续陷入经济停滞。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已成定局,国际政治重心正在加速东移。

另一方面,亚洲内部的大国兴衰亦在加速,日本走向和平衰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相继崛起,亚洲内部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亚洲大国(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亚洲格局出现失衡,亚洲在形成新的均衡过程中充满变数与挑战,对美国维系亚洲主导地位、确保亚洲战略利益的挑战也相对上升。笔者认为,对美国而言,亚太时代的来临既是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确保亚太地区领导地位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核心诉求。

对任何国家而言,把国内事情办好都是海外利益拓展的基础,美国亦复如是。然而,美国当前最严峻的挑战却来自国内,经济处于困境,财政债台高筑,社会陷入失衡,政治难以决策,国内整体上呈现出最平庸的灰色。

首先,美国经济处于艰难转型中。尽管很多美国精英冷静地意识到,美国以5%的人口占有世界经济的30%-40%不正常,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亦属正常,美国实力下降并不是零和的,但低迷的经济增长、持续的金融危机、巨额的财政赤字加重了美国人的危机感。2011年,美国存在1330多万的失业人口和1000万的半失业人口,即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贫困状态,当年美国仅增加了160万个就业岗位,与巨大的失业人口相形见绌;财政赤字高达1.234万亿美元,债务余额增至14.3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国会2010年立法设定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在数十亿公共基金救援和政府政策的扶持下恢复经济主导地位,但它并没有利用公共救助资源推动经济增长,而是继续其既有的博弈游戏。由于两党政治争斗,美国难以出台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长远看将公共债务降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低迷、银行业脆弱等因素恶性循环,制约着美国的经济复苏。

其次,两党缠斗不休,且只关心非常具体的问题。美国政党政治失去了昔日的节制和中立,国会处于分裂状态。查尔斯库普乾指出,从政策取向上看,两党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现在却公开讨论分歧,政界人士公开表达其意见,这在美国政治上实属异常。美国国会内的辩论表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似乎身处完全不同的世界,仅有9%的共和党人给予奥巴马总统积极评价,各种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不相信两党合作能够实现。限于选举因素,美国国内政治妥协越来越难,两党之间经常陷入政策僵局。

其三,美国社会不平等有所加剧。具有代表性的是,始于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街头政治形式对华尔街的贪婪无度表达愤怒,对金融机构缺乏监管、金融市场功能失灵表达不满,对社会不平等表达忧虑,呼吁抵制紧缩计划、改革美国经济,再造美国民主。“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出美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即贫富差距严重,1%的人控制着一半以上的股票和有价证券,这些超级富翁与99%的其他人形成了理念中的对立。许多人士称,美国处于新的“镀金时代”,表面上金光闪闪,而社会面临被撕裂之虞。“占领华尔重生未来之药膳师街”运动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均的广泛讨论,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经济、政治议程。

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现状,导致美国民意发生巨大变化。《纽约时报》进行的社会调查表明,7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日渐式微。加之美国反恐10年、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耗资7.6万亿美元、6000名美国士兵命丧战场,国内出现强烈的厌战情绪,民意开始变得内向,美国陷入自信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

笔者认为,美国实力稳居世界之首,其海外资产丰厚,创新能力犹在,其国防、情报能力并未削弱,依靠其军事部署支撑的外交基础石蛙蝌蚪每池养多少实际上更加牢固了,美国面临的棘手问题首在应对国内政治僵局和社会失衡,如何处理国内问题、恢复自信心和重建社会信任对美国前景更具实质性意义;而如何改变在全球议题上的战略短视、防止从扩张过度走向反应过度,亦是美国面临的核心政策命题。

有鉴于此,美国将关注重心转向国内,进行国内政策大调整已势在必然。鉴于当前的政治现状,美国国内政策的调整取决于大选,宏大战略的调整尚需等待。诸多美国精英对美国政治体制可能走向崩溃表示深深的忧虑,而大选能否凝聚共识、国内紧张状况可否缓解亦令他们分外担心。

诸多美国精英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永远拥有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是不正常的。查尔斯库普乾不无冷静地指出,国际体系走向重构已成必然,未来的世界将是多边的,各种政治体制并存。从绝对意义上看美国并没有衰退,其前景依旧光明;从相对意义上讲美国和西方全球财富的下降刚刚开始,美国衰落可能历时数十年之久,但这一进程已经不可避免,国内问题的解决是其国际政策的基础,因此美国大战略转向国内将是必然的,美国国际影响的减弱也是必然的。

当然,许多美国精英并不认为美国走向衰落,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战略调整。正如美国著名评论家法伊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指出的,我们深信美国可以在新的世界中繁荣昌盛,继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始于苏联解体的美国单极时代已经结束,美国进行战略调整势在必然。

笔者认为,美国的大战略目标依旧是护持西方霸权、确保全球领导地位。为此,美国在聚焦于国内稳定发展的同时,重点思考如何处理中国、印度等崛起国家与现行国际秩序间关系的问题,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多极时代确保领导地位,并大幅度调整其国际战略,主要是改变长期以来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从中东挑战中脱身,转向重点应对长期而影响深远的亚洲问题。当前,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表现是:借助部分亚洲国家寻求利用美国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意图,调整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加大对亚洲尤其是东亚事务的介入力度,从而体现出制衡中国的态势,搅动了世界各国的战略神经。

锁定的对手: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的挑战

中国崛起无疑加重了美国衰落的忧虑,美国各界精英普遍将中国视为锁定的对手。当然,这里所谓的“对手”,其含义是最重视的竞争对象,而不是注定的敌手。许多美国精英强调,中国在走向复兴,其政治文化、经济实力、地区作为、外交政策值得密切关注。与对美国自身的判断不同,美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势不可挡,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经济影响力的转移,中国大战略有可能藉此调整,并对中国的走向忧喜交加。

在许多美国精英看来,中国的战略优势是明显的。这不仅体现在经济贸易乃至金融的全球影响力上,也体现在中国军事实力的稳步增强和地缘优势上。具体地说,世界经济活力和贸易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中国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其经济成就得到了其他国家的羡慕和钦服。许多精英并不否认中国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但相比而言中国已经渡过了危机,开始着手解决环境问题,并成为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领域的领先者,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以预期的。许多精英也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表达了认可之意。波音公司副总裁斯坦利罗斯指出:

“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表示怀疑,但最愚蠢的就是预测中国政治体制会激烈变革。实践表明中国总在变革,30多年来中国的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其他精英人士也对中国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有能力接受变化与挑战并愿意采取经济措施表示了肯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托马斯芬加(Thomas Fingar)总结指出,过去30多年间,中国政策几乎没有犯过巨大错误,中国领导人保持了政策连续性,这对世界而言确是幸事。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以其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多年的经验总结认为,中国会走向民主,但不会追随美式民主,而将体现中国的传统与特色。在文化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